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1-11-26 21:27 编辑
宋代楚辞研究思想初探 摘要：宋代楚辞研究思想可归结为三句话：寄托中领悟，拨正中创新，开辟心理路径。楚辞研究历来有着“寄托”传统——研究中有寄托与无寄托结果很不相同，而这一传统之完全形成则在宋代。拨正中创新与一般研究所言的学习中创新，继承中拨正颇不相同，宋代楚辞研究者首先是立下纠正前人错误之目的，然后认真严肃对待前人著作和研究成果。至于开辟心理阐释研究路径，不仅是对楚辞学术史的贡献，更是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贡献。 关键词：宋代；楚辞；思想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研究，并且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研究思想。对于前二者，学者们多赞同并给以足够注意；而对于后者，大家在研究学术史时却常常忽视。 可以说，无不受着研究思想之指导、引领及制约。因而，研究一时代之学术史，必研究其时代之研究思想。这点，笔者以往研究清代楚辞学时即深有感受。在归结清代楚辞学之特点时，在阐明由这些特点所造就之贡献时，然而，一时代之文学研究特点的形成，一时代之文学研究方法的演进与创新，无不与其时代研究思想的变化、发展、创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在探索这些特点形成之原因时，总感到有某些共同的研究倾向在引领着研究者，或者说，学者们的研究思想中有某些共通的部分。一旦将这些共通部分探求清楚，就像勾画水系探明了源头一样，整个学术史的线索脉络便清清楚楚呈现出来。自然，在研究宋代楚辞学史时，笔者也应如此进行。 大致来说，归结和发表某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思想，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纯型——就该时期的进行总结，并不涉及该学术在其它时期的研究情况。另一种是比较型——在总结出该时期研究思想后，还将其思想与其它时期的进行比较，看其与其它时期相比，有何特点？继承发展了前代哪些部分？又有哪些部分引导启迪了后代的研究？若与其它时代相通相同，但既无特色又无创新发展之功的，则不必指出。如此比较淘汰留下的几个基本点，才是该时期最具特色的研究思想，而所作的比较功夫则简言之甚至不言。本论文即属于后者。 归结起来，宋代楚辞研究思想可大略浓缩为三句话：寄托中领悟，拨正中创新，开辟心理路径。以下分别论之。 寄托中领悟 文学创作大多有寄托，而文学研究大多无寄托。特别是有些主张“中性研究”或“零度”研究风格的学者，还明确反对研究带感情、有寄托。然而楚辞研究（更准确地说应是屈学研究）是一个例外，长期以来形成了“寄托”的传统，且研究之有寄托和无寄托，结果大不一样。即以明清两代楚辞研究为例，大凡成就卓著者都是有寄托者，相反少数无寄托者，尽管有的学术造诣很深，在其它领域学术成就很大，而楚辞研究却成绩平平，甚至还因不理解而得出错误结论。 观察宋代楚辞研究，马上会发现这点与明清非常相像。只要对存留至今的宋代楚辞著作之作者稍微作点了解，马上就会发现这种寄托的特点。 今存留之宋代楚辞著作，除晁补之《重编楚辞》外，其余均属南宋，主要有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杨万里《天问天对解》、钱杲之《离骚集传》、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谢翱《楚辞芳草谱》。 这六位著者及著作，除钱杲之生平事迹不详，且书中情志寄托不太不明显外，其余五人均有寄托。而以朱熹、洪兴祖、杨万里、谢翱四人寄托之情意十分鲜明而强烈。 先看谢翱，《新元史·隐逸传》（卷一百三十八）有记载。其人凛然有气节，为宋末爱国志士。文天祥起兵时，他曾率乡兵投效，任咨议参军，协助其进行抗元斗争。文天祥壮烈就义后，谢翱悲痛万分，勇作《登西台恸哭记》以吊之。文中言：“余恨死无以藉手见公，而独记别时语，每一动念，即于梦中寻之。”并写道：“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痛者三，复再拜起。……有云从南来，渰浥浡郁，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暮归来兮关塞黑，化为朱鸟兮有味焉食？”文中虽未明言祭奠文天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公”是指谁。故后世明末清初、清末民国初之爱国志士，读其文无不为之泣下。谢翱生于宋淳佑九年（公元1249年），殁于元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而文天祥最终兵败被俘于宋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此时谢翱才二十九岁，加之进行抗元斗争，辗转江西，估计不可能写楚辞著作。文天祥就义于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这三、四年兵荒马乱，谢翱四处避祸，也不可能写此书。《楚辞芳草谱》应作于文天祥就义后，即写《登西台恸哭记》前后。楚辞芳草是屈原高洁人格和民族志气的象征，谢翱专对它们作注，其寄托爱国情志之意十分清楚。而《登西台恸哭记》尾段写曰：“余欲仿太史公着《季汉月表》，如秦楚之际。今人不有知余心，后人必有知余者。”这也等于是《楚辞芳草谱》情志寄托之最好脚注。 相同的思想情志，相近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际，使谢翱特别能理解和领悟屈原深层的细微心理。这就使他对楚辞芳草的阐释在王逸的基础上大大进了一步。如《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王逸注曰：“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芳香，故以香草为喻。”然此解释颇有缺憾。一是被服芳香者，并非单是人君。二是楚辞香草颇多，为何单以“荃”喻君？后来洪兴祖补注曰：“荃与荪同。《庄子》云：‘得鱼而忘荃。”大约洪兴祖感到了王逸的问题，他补注的是对的，但并没有深入下去，问题并未说清。谢翱注曰：“荃，菖蒲也，一名荪。楚辞曰：‘数惟荪之多怒兮、‘荪佯聋而不闻。辞言香草皆以喻臣，唯言荪者喻君，盖荪于药者为君也。”谢翱综合屈原《九章·抽思》之例句，仔细体察屈原的心理，最终补了王逸之不足，解决了这一问题。 再看杨万里，其事迹可见《宋史·儒林传》（卷四百三十三）。杨万里亦是力主抗金的民族志士。曾于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因地震上书，提出“言有事于无事之时”十条，力陈富国强兵、抗金御敌之策。后韩侂胄专权，万里因其误国而不与合作，退居在家忧郁成疾。当听说韩侂胄草率北伐时，“万里痛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唯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韩侂胄好大喜功，又为平息内怨转移矛盾而草率北伐，真正抗金的有识之士均深怀忧虑而反对，辛弃疾也曾举历史教训对此明确提出过警告。但韩侂胄一意孤行就是不听，结果被打得大败丢了脑袋不说，最糟糕的是彻底葬送了抗金事业——从此再无人敢提北伐。杨万里忧愤而卒，就是预料到这一结果。 这样一位抗金志士，选择屈原《天问》作注，当然会有深意寄寓其中。至于将柳宗元的《天对》合于一处作解，则如其书《序》中所言： 予读柳文，每病《天对》之难读。少陵曰：“读书难字过。”然则前辈之读书，亦有病于难字者焉？……因取《离骚》《天问》及二家旧注译文，而酌以予之意以解之，庶以易其难云。 这说明，杨万里是希望通过对《天问》、《天对》作注解，使他人易于读懂《天问》。而屈原所以写《天问》，除王逸所言的“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外，恐还有深悟到的人类社会之痼疾郁结心中，而不得不也只有对天发问。杨万里介入国家政事，虽不能达到像屈原那样“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却也是曾受宋孝宗信任，经常参议国家大事的名臣，对屈原心中之郁结当有所体会。而从《天对》看，柳宗元的思想，如在“天道、天命、人道”等方面也与屈原相通，结合柳宗元的政治经历，可推知他大约也体会到屈原当年心中的郁结。这样，杨万里就采取了一条由近及远的逆向注释理解路径，即杨万里→柳宗元→屈原，以帮助他人体会他们（屈、柳、杨）的思想心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已有柳宗元的《天对》，而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在一些宋代楚辞著作纷纷亡佚的情况下，还能流传至今的原因。 下面再看洪兴祖，其事迹可见《宋史·儒林传》（卷四百三十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有多卷记其事。若据以上史料，洪兴祖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抗金言行。不过，从其为官政绩和得罪秦桧举动及《楚辞补注》成书过程来看，他著书的寄托之意还是很清楚的。 洪兴祖担任过多处地方官，所任处均能勤政惠民、兴学崇贤，如此清正之官当然会对秦桧贪赃枉法、卖国投降极度不满。他得罪秦桧表面看是因为为龙图阁学士程瑀的《论语解》作序，秦桧认为《论语解》中多处攻击自己，而洪兴祖之《序》“语涉怨怼”。实则对洪兴祖可能早已怀恨在心。不然不至于迫害洪兴祖“编管昭州”。宋代惩罚官吏，轻者“居住”，稍重者“安置”，最重是“编管”。被“编管”者必须在指定地点居住，在该地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相当于今天的“管制”。洪兴祖果然死于编管地昭州，遂了秦桧的奸心。再从《楚辞补注》的成书过程看。其书初稿成于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此正是北宋屈于金国岌岌可危之时（其后三年果被金所灭），其形势与屈原时之楚国很是相近。洪兴祖此时选屈原之诗作注，要说他没有寓意谁也不会相信。该书最后问世是在洪兴祖被“编管”时，书出后连名都不能署，《自序》后来也被删掉了，以至同时代人晁公武都不知《楚辞补注》为何人所作，⑧到后来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才说明了他的著书经过。从初撰到成书问世，《楚辞补注》可以说贯穿了洪兴祖一生，一生心血灌注使该书补充了王逸注的许多不足，阐发了一些王逸未能阐明的义理，使其成为继王逸之后最完善的一部楚辞注本，成为所有学、研楚辞者必须认真阅读的要籍。 最后看看朱熹。《宋史·道学》有传（卷四百二十九），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三、二百记其事。朱熹是著名学者，理学家，又是坚决的抗战派。有人根据他的《戊申封事》，其中似乎有对抗战信心不足之语，便认为他抗战未必坚决。却不知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国贫兵弱”之实情而发，正是认真积极的抗战者所言。只要看他的《除秦桧祠移文》及六十九岁大病濒死之际还念念不忘救国，就知他抗战之坚决。 朱熹一生精力全在注经，唯一注的文学作品只有《楚辞》（《诗经》属经部），这遭致一些人怀疑。清代几位著名楚辞学者朱冀、王邦采、夏大霖均公开怀疑《楚辞集注》是伪作。然此怀疑毫无根据。朱熹卒于庆元六年，而庆元元年《楚辞集注》（至少《集注》部份）即有刻本问世，现明见日本大正三年内阁书目。且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楚辞辩证》也已由朱熹门人杨楫刻板印行，今存宋本尚有理宗端平乙未（公元1235年）刊本，为朱熹孙朱鉴所刻，若有作伪，朱熹本人和后人绝不会置之不理。 朱熹著《楚辞集注》之动机，前人流行一种说法，即影射赵汝愚事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周密《齐东野语》记绍熙内禅事曰：‘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晁公武也说朱熹作此书是“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郡斋读书记》卷五）然赵汝愚被韩侂胄排挤迫害“暴死”于衡州，是在庆元二年，《楚辞集注》问世于庆元元年，时间上对不起来。即以赵汝愚罢相的庆元元年看，时间上也仍有问题。大约朱熹开始著《楚辞集注》，主要寄托忧国忧民之情，后赵汝愚事件发生，使朱熹对国势更为担忧。门人杨楫在《楚辞集注》后跋曰：“庆元乙卯，治党人方急，赵公谪死于道。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一日示学生释楚辞一篇。”当然，赵汝愚对朱熹有知遇之恩，二人又同作为党人被排斥，朱熹对此不可能没感触。且愤激于赵汝愚事件和忧心国势是统一的，其后朱熹作《楚辞辩证》和《楚辞后语》，每每随事感触，二者必然联系在一起，杨楫的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渊博的学识与情志的寄托，使朱熹对楚辞的研究，对屈原的理解，往往深刻精辟，超出前人一筹，这些由于后面多有介绍，此处便暂不举例。 观察宋代楚辞研究，有一点与明清的十分相似： 屈原《离骚》，读之使人头闷。然摘一、二句反复味之，与《风》无异?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前一句为欧阳修言。后两句为苏东坡言。两人都是知识渊博之人，所得结论却截然相反。然稍有中国文学史知识者，即知欧阳修错，苏东坡对。所以如此，在于欧阳修一生仕途顺利，虽与范仲淹、富弼共主庆历新政失败，但后来却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上相对趋于保守。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屡受打击，由于切身遭际而最能体会屈子痛苦，心与屈子贴得最近。他曾手校屈骚，并作《屈原塔》、《屈原庙赋》等以吊屈寄情。所以，综上所述：同明清时期一样，研究楚辞凡有成就者均为有寄托者，无寄托者往往成就平平甚或犯错。 楚辞研究寄托的特点应该说萌芽于汉代，几乎与楚辞学的形成同步，汉时的司马迁、王逸以至贾谊，在论述、注释楚辞，哀悼屈原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情感寄寓其中。到了宋代，寄托的传统便完全形成，其后有形无形地影响、指导着明清两代楚辞学者，使他们取得更大成就。 拨正中创新 我国学术史上的考订、疑古之风，风源可以说是起于宋代，而辨伪学之形成，也可以说开始于宋代。学术的这种发展，自然会影响到楚辞研究，或者说，楚辞研究从这种发展中吸取了营养，从而形成研究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拨正中创新。 就一般学术研究而言，拨正多是在继承中拨正，创新多是于学习中创新。宋代楚辞研究则不同，研究者往往是首先立下纠正前人错误之目标，然后认真严肃对待前人著作和研究成果，从中发现、找出错误偏颇或罅漏，进而尽力纠正，由此自然引出或创立学术新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代楚辞学者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校订、再训、深入。 详观宋代楚辞研究，笔者发现研究者们有种共识，或曰偏见，甚至可说是固陋：他们总觉得王逸《楚辞章句》靠不住。一是认为王逸距刘向有年，原文发生了变化；而王逸距宋更有年，《楚辞章句》在流传过程中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二是觉得王逸学识学力不够，把刘向的原书改错了。黄庭坚甚至在对友人信中说：“《楚辞》校雠甚有功。常苦王逸学陋，无补屈宋。”?这话当然说得过头。宋代学术发达，宋人眼光也很高，作《重编楚辞》的晁补之，就连刘勰也斥为“卑陋”：“刘勰文学，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为病。彼原疾世，既欲蝉蜕尘埃之外惟恐不异，乃固与勰所论，必诗之正，如无《离骚》可也。”?说屈原迂怪自然是刘勰的误解，晁补之批评得对，但绝不能据此便贬文学思想体大思精的刘勰为“卑陋”。对王逸也一样，黄庭坚的话显然过头。不过，也绝不能据此就断定宋人对前人的著作掉以轻心，相反，他们倒是仔细研读，严肃认真对待的。 即以洪兴祖《楚辞补注》为例。由于前面已言及之原因，今天看不到其《序言》，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录了他的校订过程： 兴祖少得东坡手校《楚辞》十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后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书成，又得姚庭辉本，作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其末又得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校正，以补考异之遗。 由于洪兴祖收集版本下了如此之大的功夫，又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加以考订，《楚辞补注》确实达到了“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的目标。不但列出了许多重要的异文，还保留了古本《楚辞释文》；不但考定楚辞原文，还通过各种本子的对照考定了王逸注的文字。对《楚辞补注》的成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以高度肯定：“兴祖是编，列逸注于前，而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后。于王逸注多所阐发，又皆以‘补曰二字别之，使之原文不乱，亦异乎明代诸人妄改古书，恣性损益。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故陈振孙称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注》，亦多取其说云。” 洪兴祖治楚辞走“补”、“改”之路，而另有一批学者走还原之路，即力图还原刘向校定的《楚辞》原貌，这派学者可以晁补之为代表。晁补之第二十九世孙晁贻端在刊行《重编楚辞》一书时说：“谨依序例次之，以存重编之志，俾海内藏书家咸知《楚辞》有此善书也。”（《重编楚辞后跋》）可知，晁补之不仅要努力恢复刘向本之原貌，还希望该著成为善本。晁氏的做法是，将楚辞编为上下两卷，上卷录屈原作品，分别为：《离骚经》第一，《离骚远游》第二，《九章》第三，《九歌》第四，《天问》第五，《卜居》第六，《渔父》第七。《大招》第八。下卷列宋玉至刘向的楚辞作品，也排定了次序。对为何分上下两卷并如此排序，晁氏均作了详细说明，都有一定道理。 那么，晁补之的预定目标达到了没有？可以说达到了一半。虽说晁氏当时能看到一些今天已失传的本子，排序亦有一定道理，然是否合于刘向《楚辞》原貌，谁也不敢说。且今天看来，上卷的排法疑问亦多。所以说第一个目标恐未达到。而第二个目标则恐怕达到了。在晁氏之前，就有人作了与他类似的工作，可惜未能成功。晁补之《离骚新序·下》曰：“天圣中，有陈说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陈说之之著，今天看不到了，而《重编楚辞》却流传下来。一本书是否存留下来，原因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本书历经千年得以存留（晁贻端为清道光时人），必有一定道理。另外，《重编楚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原《重编楚辞》的新录部份有《续楚辞》和《变离骚》两种，收录了晁氏认为的屈原以后至唐人的近似楚辞的著作。《宋史·艺文志》将此二种作书著录，而今已失传；《重编楚辞》《宋史·艺文志》并未著录，却依然存在。晁贻端《重编楚辞后跋》说，晁氏这两书被“朱子《楚辞后语》删为六卷，去过半矣。”朱子和他的《楚辞集注》更有名，这大概是晁氏后两书失传之原因，不过也从另一方面证明，《重编楚辞》仍是一部重要楚辞典籍。 拨正中创新的第二方面，是“再训”。 所谓“再训”，主要是指对《楚辞章句》文句的训诂，这包括补充、修正、改训。 宋代楚辞著作，除晁补之《重编楚辞》外，其余都对王逸注作了某些补充，其中以《楚辞补注》最为杰出，此处不再举例。 修正方面，宋代也取得很大成就，除洪兴祖、朱熹外，其他人成绩也很可观。如对楚辞草木的训释，《离骚》“杂申椒与菌桂兮，岂为纫夫蕙茝”，王逸肯定申椒、菌桂、蕙茝均为芳香植物，并均作注。其中对“菌桂”注曰：“菌，熏也。叶曰蕙，根曰熏。”这实际认为“菌”与“桂”是两种植物，“桂”因人们熟悉便只注“菌”，而“菌”之叶就是“蕙”。钱杲之《离骚集传》对此修正曰：“《本草》云：‘菌桂，薄卷若筒，亦名筒桂，厚硬味薄者名板桂。蕙，熏草，即今零陵香。”并引《山海经》作证。这就在肯定王逸注为芳香植物的基础上修正了其注的部份错误。又如，《离骚》“户服艾以盈要兮”，王逸注为：“艾，白蒿也。”洪兴祖对此已做了补正：“《尔雅》，艾，冰台。注云：今艾蒿。”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进一步修正曰：“白蒿，《诗》所谓‘蘩也。《诗》有采‘蘩，有采‘艾。《本草》有白蒿，又别出艾叶条。”吴氏又引《嘉佑图经》以证之。这说明“艾”为“艾蒿”，与“白蒿”同属一大类而为不同植物，从而修正了王逸的注解。 毋庸置疑，宋人修正王逸注取得很大成绩。然而，“再训”中成就最大的，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的，则是改训。 楚辞虽肇于楚，而其目盖始于汉世。然屈宋之文于后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陈说之以为唯屈原所著，则谓之《离骚》。后人效而继之，则曰楚辞，非也。自汉以还，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摛华竞秀，而识其体要者亦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黄伯思《校定楚辞序》? 楚辞之名，并非起自刘向，至少西汉初年已有此词。陈说之的解释，也并非他自创，而是流传千年之传统说法。黄伯思一反千年陈说，以楚文化特色重新训释楚辞，当时可谓振聋发聩，至今也仍是对楚辞的权威定义。黄氏《校定楚辞》今已失传而《序》独存，《序》中又以对楚辞的定义最为精彩，也许，正是这一精彩的定义使这篇长序保存至今。 确实，宋人善于在楚辞研究中突破传统，同黄伯思一样，洪兴祖也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洪兴祖为《楚辞章句》作补注，这是借鉴了经学阐释方式。因王逸尊《离骚》为经，定自己著作为章句，明显采用了经学的“章句”之法，洪兴祖自然存袭之，即自己的补注相当于“正义”或“疏”。然经学阐释历来有“疏不破注”之传统，宋人大多也严守这一家法。洪兴祖则敢于冲破这陈规，只要发现王逸书中的错误，便一定指出。《天问》“鬿堆焉处”，王逸注曰：“奇兽也。”洪兴祖指出其误：“《山海经》云：北号山有鸟，状如鸡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另如《天问》“倏忽安在”之“倏忽”、“靡萍九衢”之 “九衢”等，洪氏都作了改训。 这种改训，宋代楚辞著作几乎都有。《天问天对》对“石林”之匡谬，《离骚草木疏》对“宿莽”之正误，《楚辞芳草谱》对《离骚》“江离”的重训……都是杰出的例子。 拨正中创新的第三方面，是“深入”。 宋代是理学形成发展的阶段，朱熹是其集大成者。即便不是理学家甚或不喜理学者，也喜欢穷究义理。由此形成一种风气，这风气自然影响到楚辞学界，并促进楚辞研究的发展。 这方面最突出者，当然是朱熹。 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楚辞集注·序》 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 《楚辞集注·九歌序》 朱熹第一次从屈骚中发掘出“爱国”观念，将屈原的民族精神进一步赋予爱国理念，并努力于其书中阐发爱国的内涵，这一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其后，南宋末、明末清初、清末民国初、抗日战争时期，屈原和屈骚成为一切爱国人士之精神支柱，朱熹功不可没。 朱熹深入挖掘屈骚的内涵，往往独具只眼，他善于探寻诗人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善于体会微词奥义。《离骚》：“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朱熹注曰：“终古者，古之所终，谓来日无穷也。闺中深远，盖言宓妃之属不可求也。哲王不寤，盖言上帝不能察，司阍壅蔽之罪也 。言此以比上无明主，下无贤伯，使我怀忠信之情，不得发用，安能久与此阍乱嫉妒之俗终古而居乎？意欲复去也。”而王逸此处注为：“言我怀忠信之情，不得发用，安能久与此阍乱之君，终古而居乎？意欲复去也。”两相对比，朱熹在王逸注基础上领会阐释，显然要深刻一些。 其他治楚辞者，深究义理虽略逊与朱熹，然也是成绩斐然。钱杲之对《离骚》“三求女”的阐释，就比王逸的要深入一些。王逸对三次“求女”各自孤立解释，内在联系不紧。钱杲之在对“三求女”分别阐释后，最后总结道：“意喻贤士如宓妃不可得见，其大贤如娀女，次贤如二姚，当及其未用而求之。”此说虽未必为确解，但将“求女”作为统一体系来进行解释之思路，无疑合理。这启发了以后明清两代研究者，虽“求女”仍有几种说法，然因大多以统一体系求解，而呈现走向渐渐接近的趋势，其中以清代梅冲《离骚经解》的“求通君侧之人”最为合理。再如杨万里对《天问》的研究，也是尽力挖掘其诗句的内涵。“天命反侧，何罚何佑”一句中，屈原已暗示有不相信天命之意，柳宗元对此作了进一步引申：“天邈以蒙，人么似离。胡克合厥道，而诘彼犹违？”杨万里《天问天对解》则将其不信天命的意义完全发掘出来：“天远而幽，人小而散，何可以合天人而论之？”他还以齐桓公举例，断定他“九合之功”与晚年死于近嬖之手，“皆自取尔，天何与焉？” 开辟心理路径 所谓“心理路径”，完整的表述应是“心理领悟研究路径”。 学术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或进展。前已述及，宋代可说是开启辨伪疑古之风的时代。其时学者，对汉以来诸儒之经典解释均重新审视，若就其方法概论之，则是通过文本以求作者原意，再与诸儒解释对照。由此必须在文本上扎扎实实下功夫，故宋代学者特别讲究“读书之法”，对此，宋罗大经有段话作了极好阐述：“夫着一读书之心，横于胸中，则锢滞有我，其心已与古人天渊悬隔矣，何自得其活法妙用哉。吕东莱解《尚书》云：‘《书》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者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见古人之心。此论最好，真读书之法也。”?罗大经借吕东莱讲读《尚书》之法，说明以己心求古人之心的重要，而此前王安石等人有“善读”之说，?朱熹也特别强调“善读”，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这一概念。究其“善读”之内涵，基本与罗大经、吕东莱的相同。由此可知，宋人所谓“善读”，所谓“以吾心求古人之心”的读书之法，其实就是心理领悟法。 纵观宋代学术，可以说，以朱熹的心理领悟法最系统、最完备，理论水平也最高，他为楚辞以至整个中国学术开辟了一条心理领悟研究路径。以下便以朱子的为例简论之。? 所谓心理领悟方法，即是在正确通释文句、理解文本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方式方法，去体察著者之创作心理，领会其创作意图及其所想表达的深微之义。用朱熹自己的话简单概括之，就是：“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很明显，朱熹这话是对孟子“以意逆志”说的继承。《孟子·万章上》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朱熹《四书集注》于此段后注道： 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辞而已，则如《云汉》所言，是周无遗种矣。? 朱熹释“逆”为“迎取”，释“以意逆志”为“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无疑非常正确，说明他深得孟子“以意逆志”之精髓。除此处外，朱熹著作中还多次出现“以意逆志”，仅《朱子语类》就出现了十次，其中对“以意逆志”或肯定、或解释、或说明、或阐发，由此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 在理论体系完成后，朱熹为自己的心理领悟配备了一整套办法，这一整套办法的核心，是“唤醒——体验”。所谓“唤醒”，在朱熹看来，就是通过认真阅读经典文本，主动发挥“心”之认识作用，从而激活主体那“万理具足”的心灵，由此获得极强的领会动力及认识能力。所谓“体验”，便是通过特定的阅读、品味、研究方式，从而达到以己心体验圣人之心的目的。“唤醒——体验”是一个互动互进的过程：没有“唤醒”，“体验”很难深入下去；而没有“体验”，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唤醒”。对经典文本的学习研究就在这不断“唤醒——体验”的过程中，一步一步、一层一层、一阶段一阶段地深入下去。 朱熹的唤醒，在当时及其后，还有着某种特定的意义。从上面所引材料可知，朱熹所要“唤醒”的对象是“学者”。“学者”本义，既可指“求学之人”，亦可指“志学之人”、“饱学之士”。从朱熹在这类语录中专用“学者”而不用“学人”、“学子”看，他用“学者”一词显然是取后义。这些“学者”读了许多前人的书，脑海里塞满了前人的阐释、议论，书本知识丰富。这种丰富当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稍不注意——正像外国一句名言所说：“书读多了，脑袋就不是自己的了”—— 领会动力和认识能力被“淤塞”，自己之“心”在前人知识的温床上睡大觉。这就需要“唤醒”，这就是朱熹“如今学者大要在唤醒上”之深层意义。 要臻至这“唤醒”境界，朱熹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具体办法是“虚心”。朱子著作中， “虚心静虑”、“虚心涵泳”、“虚心平气”、“虚心观之”、“虚心入里”、“虚心下气”?等等词句，几乎到处都有。朱子这一观念，显然是继承了老子的“虚静”说，庄子的“心斋”、“坐忘”说，荀子的“虚壹而静”说，也继承了它们共同的内涵，即虚怀澄静、心内无物等。不过，朱熹“虚心”说内涵，比老、庄、荀的多了一层重要含义，这含义朱熹没有也不便明说，但只要仔细品味他的话，就会清晰呈现出来： 凡读书，须虚心，且似未识字底，将本文熟读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来看去，道理自出。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 这是对“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另一种形式的肯定，也是对朱熹“虚心”的注脚：“虚心”，即是将心“虚空”起来，心中当然也就没有了前人的注释、阐解、议论。所谓“虚心静虑”、“虚心涵泳”、“虚心平气”、“虚心观之”等，就是要一切从文本出发，对文本作直接的理解、感受、体会，并敢于肯定自己的理解、感受、体会，如此才能不被前人谬误遮住眼睛，如此才能达致“唤醒”。 由“虚心”达致“唤醒”后，就可以进入“体验”： 先教自家心理分明历落，如与古人对面说话，彼此对答，无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无闲话杂说，方是得个人处。 这当然是强调与“古人”（即著者）的心理相通、相接、相应，后来清代楚辞学者朱冀所说的“下元之夕，梦中恍惚，手执是编，与一老人互相辩证，久之欣欣若有所得”，现代学者陈寅恪所说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了解之同情，始有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扶廓之论”等，?显然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要达此“体验”境界，谈何容易！这除了思想之专心致志、知识之真积日久外，还必须有一套与之相应的的操作方法。这套方法当然也被朱熹摸索总结出来，笔者将其称之为“熟读——玩味”法。对经典文本，朱熹主张熟读，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多读，十遍、二十遍，甚至上百遍；二是精读，真正读熟一章再读下一章，读熟一本再读另一本。多读、精读中，朱熹又强调“体会”之功，其著作中经常出现“仔细体会”、“体会亲切”等语，《朱子语类》（卷十一）中有一段话说明读史与读经之区别： 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焉。 这段话里并未有“体会”二字，然在笔者看来，比之那些有“体会”二字之语，反而更能传达出朱熹强调“体会”之意：读史书有疑，不关紧要，可以记下问人；读经书有疑，则为切己病痛，必须弄清楚。经书之疑当然也可以请教别人，但主要靠自己体会。“负痛在身“之痛，最能体会到的当然是自己，而且“斯须”不可“忘去”。当然，读史并非都是“皮外物事，没紧要”，朱熹此处不过是以此对比读经，形象化地喻明读经“体会”之重要，我们不必作“胶柱鼓瑟”之理解。 对于这种建立在熟读基础上的体会，朱熹进一步要求体会出“滋味”： 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为知味 。 《朱子语类》卷十 大凡事物须要说得有滋味，方见有功。而今随文解义，谁人不解？须要见古人好处。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四 这显然是继承了钟嵘《诗品》的“滋味”说，而朱熹于“滋味”上又加“玩”，特别强调“玩味”： 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近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需反复玩味。 《朱子语类》卷十 学者只是要熟，工夫纯一而已。读时熟，看时熟，玩味时熟。 《朱子语类》卷十一 本来，“玩味”并非朱熹独创之字眼，远的不说，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就曾多次使用它。然而，宋代学者谁也没有朱熹对它如此重视。即以数量而言，“玩味”一词在其著作中出现有二百五十多处，仅在《朱子语类》中就有九十五处之多。这“玩”，当然不是“玩耍”，而是蕴含体现着审美的意义。并且，朱熹似乎特别偏爱“玩”字：“微玩”、“把玩”、“深玩”、“玩熟”、“玩赏”、“玩心”、“玩其气象”、“虚心玩理”等等语汇，于其著作中几乎到处可见。将这些语汇和言论综合起来，可以发现，它们是以“玩味”为中心形成一个系统，这系统提倡以审美的心理对经典进行学习、研究，也就是说在对经典作正确理解、艰难阐释之同时，还要对其进行审美的观照、体会甚至欣赏。因而朱熹所言“体验”，也就包含有审美体验的成分。这无疑形成了朱熹学术研究方法独有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朱熹对我国古典美学之独特贡献，这贡献有着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此处自然无法深论。 朱熹将这套方法，用到了他的楚辞研究中。通过对楚辞的情志寄托，通过注释楚辞来抒发抗金情节和宣泄受压心理，再加之“虚心”、“熟读”、“玩味”的学习研究功夫，使他能上接屈原的时代，感悟、领悟到屈原报国无门，饱受“群小”排斥打击而痛苦、愤懑等心理，从而发掘出前人未曾发现的重要意义，并纠正王逸的某些错误。 如前所述，朱熹第一次从屈骚中发掘出“爱国”观念，并阐发其爱国之思想内涵，肯定其爱国精神，这不仅对楚辞研究，而且对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形成和丰富其内涵作出了重要贡献。又如，朱熹往往敢于从文本出发，而驳斥一些穿凿的陈说。《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上》论《九歌·河伯》曰：“旧说，‘河伯位视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与之，又云：‘河伯之居，沉没水中，喻贤人不得其所也。夫谓之河伯，则居于水中固其所也，而以为失其所，则不知使之居于何处，乃得其所耶？此于上下文意，皆无所当，真衍说也。”由于对文义有切实的体验领会，使其对穿凿陈说驳斥有理有力。再如，对《九章》整体之理解，王逸认为《九章》集中作于一时而成系统，而朱熹则曰：“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部分地纠正了王逸的错误，历来为学界所肯定。?尽管朱熹拘于儒家礼教，固于某些理学观念，抑或受制于当时之形势，说屈原“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虽其不知学于北方”等，然瑕不掩瑜，其楚辞研究之成就依然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朱熹心理领悟方法是以“唤醒——体验”为中心，以“虚心”、“熟读”、“玩味”为操作系统，理论上以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为基础，并融合了荀、老、庄相关的“虚静”理论，以及钟嵘的“滋味”说的极富特色的研究方法。他不但开辟了楚辞的心理研究途径，其方法在中国学术史上独具特色，而且在学术方法上独具中国特色；不仅是对楚辞学术史的贡献，更是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贡献。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深入研究并大力发扬之。 文章至此，可说宋代楚辞研究思想已大致探明，但我们的任务还只完成了一半。我们所以探讨历代楚辞研究思想，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探讨而探讨，而是为今天楚辞研究思想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思想的构设，找到一些根据，求得一些借鉴，获得一些启发，为各种研究方向各条研究路径求取具有历史深度的认识。为此，需要再较全面深入地探讨宋代楚辞研究思想的形成原因，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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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6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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