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既写新诗,也写古体诗(都不成功);同时,也偶尔了解一下诗坛和诗作。以笔者的浅见,诗歌创作要谨防三种倾向。 一、谨防“自闭症”——脱离现实,特别是“花间派体” 五代后蜀赵崇祚选录了温庭筠等十八家的词为《花间集》,其绝大多数作品题材狭窄、内容空虚。因作者词风大体一致,后世称为花间词人或花间派。宋陆游在《花间集跋》中指出:“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至此”,这是对花间词人脱离现实创作倾向一针见血的批评。 我们知道,唐代大诗人王维因政治原因,“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了,后期大部分诗作几乎和现实生活绝缘。但因艺术成就的高超,后世部分诗人词人在学习借鉴的同时,也承继了其消极思想。唐末的花间词人就是如此。在风雨飘摇的清末,宋诗派“同光体”作家就抱着“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的心态。 这种消极思想演变到改革开放之初,诗歌创作变成“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了。当然,笔者理解作者当时的心情,但把其作为“新的美学原则”来提倡,则有点儿驴头不对马嘴。为何?因为古今中外,不管写个人还是社会、小人物还是大主题、鞭挞黑暗还是歌颂光明,都有汗牛充栋的成功之作,怎么能胡乱“拉郎配”呢? 有些诗人受这种观点影响,置国家生动的实践、社会火热的生活、人民伟大的创造而不顾,沉溺于个人小情小绪之中,仿佛这才叫“独立人格”。更甚的是,有些人变本加厉地“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诋毁英雄”了。这就不是一般脱离现实的问题了,而是一种错误思潮,必须予以批判。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花间派体”是指其作者们脱离现实、吟风弄月的倾向和作风,笔者并不是、更不敢、也无法否定他们的艺术成就。 二、谨防“窥阴癖”——流气太盛,特别是“西门庆体” 当今诗坛,各种名号、旗号层出不穷。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好事,有利于诗歌的发展进步。但是,也有人打着探索创新的名义,专写废话、口水和下体,这实在是诗人的堕落、诗坛的悲哀;特别是有些作品,笔者称其为“西门庆体”。 明朝长篇小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个十足的淫魔,与多名女性有染,连丫鬟、仆妇也不放过;同时,《金瓶梅》有不少赤裸裸的性描写。正因如此,才被历代列为禁书。而从诗歌发展历史来看,到齐梁陈时代,变态心理和低级趣味左右着诗坛,“宫体诗”盛行,当时的诗歌领袖沈约就写过色情诗。 当前,有极少数诗人抱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心态写诗,不少诗作很《金瓶梅》化,意淫无知者,败坏了诗坛,影响极其恶劣。如果说《金瓶梅》在艺术上有可圈可点之处、“宫体诗”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给人艺术启示的话,这些诗作则完全是不堪入目的东西,根本无法与她们同日而语。可尴尬的是,我们有些诗评家还大肆鼓吹、推波助澜,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人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人,应该理性地看待。从这个角度上讲,笔者不反对写性;但如果写得跟一般动物无异,只剩下了兽性,把人类最后的遮羞布也撕掉了,就让人所不齿了。如果性描写实在不可避免,也应该学习借鉴《西厢记》《红楼梦》等名著的经验。 三、谨防“老古董”——古味太浓,特别是“孔乙己体” 主要指的是古诗词创作。 有些诗人古诗词修养很高,但是往往能“入乎其内”却不能“出乎其外”。读其作品,虽然诗句也很美,却看不到时代气息。如果把其作品混入古人作品里,简直无法辨别究竟是何时何代之作。更有甚的,有的诗人可能受了古代或当代有些诗人逞才使气的不良影响,刻意讲什么“无一字无来历”,以学问为诗,以才学为诗,用僻字、僻词、僻典,掉书袋,结果是不少诗作诘屈聱牙,多数人看不懂。 这种诗作,大连海洋大学的名誉教授丁正梁老师称之为“学者体”或“老学者体”,笔者则戏称为“孔乙己体”。 我们知道,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他还卖弄“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孔乙己不知道自己言行的迂腐,常引以为荣,换来的却是被嘲笑或不屑一顾。所以,有这类倾向的诗人要努力扭转,尽量向雅俗共赏的方向追求。 当然,新诗中也有晦涩难懂的诗作,例如英国艾略特的《荒原》。我们在称赞其艺术成就、学习其艺术手法的同时,应避免其艰深的弊端。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恢弘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回顾这些话语,试问我们某些诗人,是否与党的要求、人民的期待、祖国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时代的精神脱离、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呢?是否应该有所觉醒和纠偏的行动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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