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联句录》艺术特色初探

扬之水

李东阳《联句录》艺术特色初探

    摘要:联句作诗是古代文人唱和的一种特殊方式,自汉《柏梁诗》初现联句诗雏形以来,联句和诗逐渐兴盛,至中唐韩孟联句诗创作达到高峰。至明代,联句作诗风气较浓,茶陵派宗主李东阳的《联句录》就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明代联句诗集。其在联句诗题材、创作形式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同时其艺术的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娱乐性、流派性、趋同性。茶陵派成员在联句诗形式、内容、艺术特性等方面的尝试,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为联句诗在明代的继续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李东阳;联句录;艺术特色

    联句作诗是古代文人唱和的一种特殊方式,既能游戏娱乐,又能彰显才情,还能增进友情。清代王兆芳在《文体通释》中云:“联句者,作诗不一人,共以句相属也。主于众才合韵,属词接声。”在王兆芳所下的联句诗定义中,联句作诗人数在一人之上,才力相当,然后可合韵而成。故现代学者认为:“联句诗由两人或多人各成一句一韵、两句一韵乃至两句以上,依次相继,合而成篇。后多一人出上句,续者作成一联,再出上句,如此轮流相继。就体制而言,以五、七言为主,间有杂言及一至九字诗形式。”由上可知,联句作诗与诗人独自创作有所不同,带有很大的游戏成分,是富有游戏性质的作品。它一般是在某些特殊场合或者是既定的时间内,数个诗人在一起,根据题旨,一人一句或几句联合而成的诗作。

    自汉《柏梁诗》初现联句诗雏形以来,联句和诗逐渐兴盛,至中唐韩愈、孟郊逞才使气,势均力敌,所作联句诗诗风一致,使联句诗这一创作达到高峰,故明人吴讷论“联句诗”时引黄庭坚话赞曰:“其要在于对偶精切,辞意均敌,若出一手,乃为相称。山谷云:‘退之于孟郊意气相入,故能杂然成篇。后人少联句者,盖由笔力难相追尔。” 韩孟联句之所以为后人奉为圭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达到了“若出一手”的浑融之境。至明代,联句作诗风气比较兴盛,茶陵派宗主李东阳的《联句录》就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明代联句诗集。

    此书学术界鲜为人知,其存世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其史料价值的意义在拙文《〈联句录——一部鲜为人知的著作〉》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文。本文拟通过对此联句诗集特征的研究,了解明代联句诗创作的艺术特色。

    一、联句诗创作体制

    李东阳联句诗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翻检李东阳《联句录》一书,其在联句诗题材、创作形式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一)创作题材的多样性

    李东阳所作《联句录》诗歌题材繁多,几乎日常的斋居宴饮、交友赠别、赏景郊游等活动都会进行联句诗中,正如李东阳在诗序中所言:“凡斋居游燕辄有诗,诗多为联句,未尝校多寡,论工与拙。”(《联句诗•序》)

    细细论之,其联句诗涉及题材具体如下:

    以下是李东阳联句诗作的全部题材,从表格可以看出,李东阳联句诗涉及题材范围很广,包括了饮酒诗、赠别诗、游览诗、聚会诗、咏物诗、祝贺诗、感怀诗、访友诗、题画诗、赠友诗、宴饮诗、叙旧诗、娱乐诗、题壁诗、祭祀诗、悼亡诗、写景诗、怀人诗等十八类题材,基本上涵盖了诗歌吟咏的范围,这在明之前比较少见,李东阳联句诗在题材表现方面得以进一步扩大,使其表现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二)创作形式上的丰富性

    在明代以前,联句诗的形式非常多,不拘一格,每句诗字数从三言到七言都有诗作存在。还有一类很特殊的联句诗,从一字到九字联句作诗,如严维和鲍防等八人所作的《一字至九字诗联句》:“东,西(鲍防)。步月,寻溪(严维)。鸟已宿,猿又啼(郑概)。狂流碍石,迸笋穿溪(成用)。望望人烟远,行行萝径迷。探题只应尽墨,持赠更欲封泥(陈元初)。松下流时何岁月,云中幽处屡攀跻(张叔政)。乘兴不知山路远近,缘情莫问日过高低(贾弇)。静听林下潺潺足湍濑,厌问城中喧喧多鼓鼙(周颂)。”当然,这首联句诗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游戏之作。联句诗在句数上也是长短不一,最短的联句诗只有两句,如《七言小言联句》:“长路迢遥吞吐丝(颜真卿),蟭螟蚊睫察难知(清昼)。”最长的联句诗是韩愈和孟郊的《城南联句》共306句,153韵,1530字。

    李东阳联句诗字数上基本上是五言和七言两种形式,以律诗为主,格律严整,形式整齐。

    联句的方式也是形式多样,远远超过前代的联句方式,试举数例如下:

    A(1)B(1)C(1)D(1)④式,如李东阳、焦芳、罗璟、谢铎等7人联句的《出塞行》一诗,以罗璟为开头,焦芳为末七人一轮而作,还有如《访陈公父于神乐观,不值,马上作》、《郊祀斋居》;

    A(1)B(2)C(2)D(2)式,如《贺萧文明给事》、《再饮鸣治南楼》;

    A(1)B(2)C(1)D(1)E(2)式,如《郊祀毕承天门候驾》:

    日照彤楼紫雾生东阳,鼓钟初动佩环声。六龙夹道回鸾驭铎,双凤和云下玉笙东阳。拜舞仰瞻天咫尺铎,赓歌深荷世升平。宫恩十载圜丘赐东阳,薄劣真惭侍从名铎。

    A(1)B(2)C(1)D(1)式,如《雨坐》、《饮鸣治清风楼》;

    A(1)B(1)C(1)D(2)E(1)式,如《游大德观答陆鼎仪•其一》一诗:

    尽日闲行不出城铎,重游此地觉多情音。题诗尚恨潘邠老东阳,醉酒谁同石曼卿。洞里乾坤今日别铎,春来风雨几时晴东阳。茭盘茗碗留连坐音,一笑能令百念轻铎。

    此诗中,谢铎连作第四、第五两句,而其余每人各一句进行轮流;

    A(1)B(1)C(1)D(2)式,如《春阴》;

    A(1)B(2)C(1)D(2)式,如《与用贞小酌》、《与用贞宿鸣治南楼话别》;

    A(2)B(4)C(2)D(2)式,如《对菊有作》;

    A(2)B(4)C(2)D(4)E(2)式,如《斋居寄答鼎仪》、《海榴》;

    A(2)B(2)C(2)D(2)式,如《斋居》、《会合》;

    (2)B(2)C(4)D(2)式,如《鸣治崇澹轩小饮》;

    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语》评曰:“联句,或二人三人,随其数之多寡不拘也。其法则不同。有跨句者,谓连作第二第三句,《城南》等作是也;有一人一联者,《会合》《遣兴》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有所思》等作是也。”李东阳《联句录》中所收联句诗的创作形式,已经远远超过了范晞文所言的联句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李东阳等人的联句诗已经不局限于固定格式,在联句过程中,凭借各自才情进行创作,以思维的敏捷性为诗歌创作的依据,跳出成法,故李东阳在《联句录•序》中议曰:“然时出豪险,亦不之禁。如明仲有云“磊块铜盘蜡”,鼎仪有云“喑噤隐灭霎当得”句,时皆抚几矍坐,击指节,铿锵不休,谈谑相传,至为故事。要其兴之所至,不能皆同,亦不必皆同。故予之乖蹇不类,亦诸君所不拒也。”“兴之所至,不能皆同,亦不必皆同”可能就是李东阳对他们所创作的联句诗形式多样化最好地解释。

    二、联句诗艺术特点

    从上述《联句录》的诗歌题材多样性与创作形式的丰富生,可知李东阳等人的联句诗创作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在继承前代联句诗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尝试与发展,为联句诗在明代中后期的继续发展提供了营养的土壤,使联句诗在整个明代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李东阳《联句录》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娱乐性

    由于联句诗是文人集团或诗歌流派内部互相唱和的一种特殊形式,故其游戏娱乐的成分较多。汉武帝和诸臣合作的《柏梁诗》已显露这一风气的端倪。先由汉武帝起句,然后群臣按官位大小,要求以切合自己的官位职责有关事象,且必须用同一韵,每人一句,联句合成一首七言诗。谁在联句接续中诘屈词穷而陷入窘迫之境地,则必定被大家取笑奚落。因此相对于主流抒情言志之作,联句诗的消遣性更浓,技巧要求更高,同时决定了其内容的娱乐功能。

    从李东阳联句诗的题材上我们可以看出,李东阳等人创作的联句诗更多偏向于日常生活,不关涉国家大事或社会政治,所作诗歌中逞才使气、调侃戏谑、富于谐趣等审美趣向比较浓厚。

    李东阳等人的官吏身份,也决定了他们诗歌创作中的主流思想,在李东阳个人创作的诗歌中还流露出不少悯时感事的悲苦情怀,但在联句诗中这类思想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娱乐与嬉戏,争强斗胜。景、物、情都成了他们诗歌描写的对象,以这些载体作为情感抒发的平台。典型的如《鼾睡戏赠明仲曰川》一诗:

    渴睡声高比撼雷,峡江春涌雪山堆。水深平地蛟龙起,月黑半空风雨来铎。庄老不惊随蝶化,弥明忽去使人猜。悉端万丈劳攀引,纵有并刀不易裁东阳。

    这首联句诗是李东阳与谢铎所作,从诗意来看,是一首纯粹的游戏之作。谢铎用各种比喻形容鼾声,李东阳则运用典故描写鼾睡,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合而为一,形成一首鼾睡诗。全诗将鼾声描绘得淋漓尽致,语句幽默诙谐,让人忍俊不禁。

    除了内容上多娱乐遗兴外,在诗歌语句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如“邻鸡唱早元无意,别马嘶频亦念群”(《晓起口占仲律》)、“喜雨名已旧,听雨今复佳”(《听雨亭》)、“客有好奇者,呼君鱼鸟翁”(《题海子东许大诏百户壁》)等语句,几乎就是口语直入诗歌,联句诗由于大多数是聚会场合的即兴之作,诗人在这种场合下不太可能字斟句酌,细细推敲,故很多时候是诗人通过才情的驰骋,思维的敏捷来赋诗联句,因而诗歌在语言上有时显得比较随意,诗意比较浅露,所以诗歌虽通俗易懂,但过于直白后就淡化了诗歌的意蕴美,显得苍白而随意。另外从上述分析联句诗形式上的丰富性也可知诗人们创作时的灵活性与随意性。

    李东阳等人所创作的联句诗中不是为了表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或人生追求,更多地是为了表达与亲朋好友聚会时的开怀畅饮,与三五友人小酌时的惬意情怀,与同门故旧赠别时的依依不舍,或者是面对自然美景的惊叹,在诗歌中,他们忘却了为官时的压抑与无奈,忘记了政治斗争中的尔虞我诈,也无视了当权政治下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诗歌中虽也是个人情怀的抒发和流露,但大多是游戏娱乐之作,其中隐含着消极因素。

    (二)流派性

    先唐联句大多随时随地随意而为,人员和主题不固定,700余年间的137个联句者中,只有过一个以何逊为中心的松散小集团。……唐代则不同,联句者基本都有固定的集团,每个集团有自己的首领、基本成员,以及较为稳定的联句创作活动。

    明代较之唐代联句集团而言,由于文人集团更为繁富,诗人结社成群的现象较以前各个朝代更为兴盛。郭绍虞先生在《明代的文人集团》一文中,旁征博引,搜罗整理明代诗社、文社达176家。可知明代文人联句作诗基本是以文人集团为主。李东阳《联句录》一书就鲜明地反映了茶陵派成员集体酬唱赋诗的情景,带有典型的流派性质。

    据笔者统计,李东阳《联句录》一书中涉及不同诗人达44人之多,分别是:罗璟、计礼、谢铎、刘淳、刘大夏、张泰、彭教、陆釴、倪岳、李东阳、焦芳、程敏政、吴希贤、陈音、宋应奎、傅瀚、潘辰、吴宽、姜谅、萧显、吴珵、沈钟、陈璚、李仁杰、李杰、王佐、周庚、张升、冯仲兰、屠勋、朱守孚、杨光溥、吴原、王臣、柳琰、马绍荣、陈洵、谢迁、洪钟、奚昊、蒋廷贵、陆简、刘大夏、王汶。据考证,这些诗人中大部分属于茶陵派成员,因此本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茶陵派成员的酬唱情况,诗歌联句具有很强的流派群体特征,这就反映了茶陵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应有集团性和交往的密切性,这在明代其他流派中亦并不多见,正如有的学者研究后指出,明代流派虽然较多,但很多流派其实是一个联系纽带很松散、诗人群体交往并不密切的团体,而《联句录》所反映的茶陵派交往情况正好与此相反,整个流派体现了派别集团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

    同时李东阳《联句录》充分反映了明中期茶陵派文人集会的盛况,从诗作中可知茶陵派成员集体活动非常多,凝聚力比较强,文人们时常隔三差五地聚集在一起饮酒倡和,几乎无时不聚,无事不和,整个流派活动的频率相当高。故毛纪在《联句私抄引》中不无感慨说:“近时西涯、方石联句有录,二公之道义,相与名重于时,其所论著亦盛矣哉!”集会吟诗已经成为茶陵派成员的家常便饭:“诗句留连向晚频东阳”(《时雍初至小酌时以父艰服阕在鸣治宅作》)除李东阳所编著的《联句录》外,明代诗人毛纪也编有一本《联句私抄四卷》,此本作品中涉及诗人亦有32人之多,还有就是李东阳散佚的《联句录五卷》,参与的诗人达69人之多,这些联句诗歌大部分都是“夫顾惟诸公之在当时,皆卓然朝著之英俊。公务之暇,相率有作,特出于一时偶然之兴,信口而成者。” 《联句录》一书的出现充分展示了明代中期在社会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茶陵派诗人们集会的盛况,正如《〈联句录五卷〉提要》中所称:“说者谓明之风会以成宏为极盛,即此亦可想见也”。

    (三)趋同性

    由于联句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诗人在同一场合吟咏的诗句或章节连属而成,所以联句诗多为同一文学集团、诗歌流派内部的唱和产物。同一文学集团、诗歌流派,虽然有着共同的创作倾向、审美趣味,但由于人的个性差异,其诗风未必一致,甚至相距甚远。

    联句诗真正实现风格相近,意境浑融,并非易事,故李东阳在其《麓堂诗话》中感叹说:“联句诗,昔人谓才力相当者乃能作,韩孟不可尚已。予少日联句颇多,当对垒时,各出己意,不相管摄,宁得一一当意?” 这应该是李东阳自身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联句作诗要想克服“各出己意,不相管摄”的天然障碍,达到“辞意均敌,若出一手”的浑融境界,是如何之难。因此优秀的联句诗,应该是“若出一手”,风格近似,诗作参达到意境浑融的境界。

    在李东阳等人所作的《联句录》诗作中,不难发现李东阳等人尽量保持风格的趋同性。在创作过程中,虽人数较多,联句时亦表现了比较强的随意性,但在诗作的风格意境上,内容的连贯性方面尽可能得趋同。正如李东阳在序言中所说的:“然历代以来,作者亦寡,说者谓非笔力相当则不能作。予窃以为不然。夫诗之气格声韵,虽俱称大家者不能相合。合数人而为诗,往复倡和,兴出一时,而感时触物,喜怒忧佚,不平之意亦或错然有以自见,所谓变而不失其正者。”在这段话中,李东阳不认同传统诗论中所言的“非笔力相当则不能作”的观点,他也坦承即使是诗歌名家联诗,在“气、格、声、韵”四方面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不过他强调诗歌不一致当中的“一致性”,即所说的“变而不失其正”。李东最此处的“正”是何意呢?

    翻检其《麓堂诗话》可知,李东阳有这么一段论语可为“正”字作注:

    予少日联句颇多,当对垒时,各出己意,不相管摄,宁得一一当意?惟二三名笔,间为商榷一二字,辄相照应。方石尝谓人曰:“西涯最有功於联句。”若是,则予恶敢当?但忆与彭民望作悲秋长律七言四十韵,不欲重用一字,已乃令亡弟东山细加磨勘,有一字乃复易之,盖其用心之勤亦如此。

    “惟二三名笔,间为商榷一二字,辄相照应”也就说明李东阳等人在联句作诗时,并非任意而为之,诗歌创作前有个商量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追求诗歌“正”——使诗歌语言、内容、主旨尽可能保持一致,也就是尽量能使诗歌在“气(气势)、格(格调)、声(声律)、韵(音韵)”四方面保持趋同性。同时李东阳还回忆了他与友人彭民望联句作《悲秋》诗歌时,七言四十韵,为了避免出现重复的字词,当时彭民望还特意请李东阳的弟弟李东阳细加磨勘,做到诗歌中无一重复字。

    如《游慈恩寺七首•其一》:

    碧山凉雨过城西东阳,约伴追欢信马蹄显。十里薰风乘爽气泰,六街晴日走芳泥东阳。市槐官柳参差见显,水寺林亭点检题泰。到此尽抛尘外事显,尚余身迹在金闺东阳。

    此诗由李东阳、萧显、张泰三人联句创作,每人一句,依次轮流。作品是一首写景诗,以“游览慈恩寺”所见所感为诗歌主旨,李东阳首联破题,应题中的“游”字,首联中第一句点出游览时间和天气,第二句萧显点出游览心情。颔联紧承首联,继续写诗人游览时的愉悦心情和游览的景色。颈联写诗人游览慈恩寺所见景色,扣题目中“慈恩寺”。尾联写诗人们游览所感,以“余身在金闺(金闺代指朝廷)”,却要“尽抛尘外事”作结。诗歌紧扣“游”,观赏视角由远及近,诗歌意旨由内向外延展,景与情结合,合为一体,整体上不失为一首风格统一、意境浑融的联句诗。当然,他们的联句诗歌中也有不少毛病,“然时出豪险”、“予之乖蹇不类,亦诸君所不拒也”(《联句录•序》),但他们在联句诗上方面所表现的艺术独特性正好体现了茶陵派诗歌的独树一帜。同时联句诗的特殊性为李东阳茶陵派成员提供了一个艺术才情施展的空间,他们在形式、内容、艺术特性等方面的尝试,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为明代联句诗的继续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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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句作诗是古代文人唱和的一种特殊方式,既能游戏娱乐,又能彰显才情,还能增进友情。

扬之水

联句作诗与诗人独自创作有所不同,带有很大的游戏成分,是富有游戏性质的作品。它一般是在某些特殊场合或者是既定的时间内,数个诗人在一起,根据题旨,一人一句或几句联合而成的诗作。

扬之水

韩孟联句之所以为后人奉为圭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达到了“若出一手”的浑融之境。

扬之水

李东阳联句诗字数上基本上是五言和七言两种形式,以律诗为主,格律严整,形式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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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等人的联句诗已经不局限于固定格式,在联句过程中,凭借各自才情进行创作,以思维的敏捷性为诗歌创作的依据,跳出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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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等人的联句诗创作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在继承前代联句诗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尝试与发展,为联句诗在明代中后期的继续发展提供了营养的土壤,使联句诗在整个明代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扬之水

由于联句诗是文人集团或诗歌流派内部互相唱和的一种特殊形式,故其游戏娱乐的成分较多。

扬之水

相对于主流抒情言志之作,联句诗的消遣性更浓,技巧要求更高,同时决定了其内容的娱乐功能。

扬之水

李东阳等人创作的联句诗更多偏向于日常生活,不关涉国家大事或社会政治,所作诗歌中逞才使气、调侃戏谑、富于谐趣等审美趣向比较浓厚。

扬之水

除了内容上多娱乐遗兴外,在诗歌语句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

扬之水

李东阳等人所创作的联句诗中不是为了表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或人生追求,更多地是为了表达与亲朋好友聚会时的开怀畅饮,与三五友人小酌时的惬意情怀,与同门故旧赠别时的依依不舍,或者是面对自然美景的惊叹,在诗歌中,他们忘却了为官时的压抑与无奈,忘记了政治斗争中的尔虞我诈,也无视了当权政治下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诗歌中虽也是个人情怀的抒发和流露,但大多是游戏娱乐之作,其中隐含着消极因素。

扬之水

由于联句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诗人在同一场合吟咏的诗句或章节连属而成,所以联句诗多为同一文学集团、诗歌流派内部的唱和产物。同一文学集团、诗歌流派,虽然有着共同的创作倾向、审美趣味,但由于人的个性差异,其诗风未必一致,甚至相距甚远。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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