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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诗歌与禅宗
【提要】宋初社会还没有稳定的时期，在宗教和文学上，受到晚唐五代的影响。禅宗继承晚唐五代禅宗的馀绪，加上帝王对禅宗采取了复兴和支持的政策，带来禅宗的发展。禅宗思想与文学融合起来，对宋初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禅宗的引向内心的追求，改变了封建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观念和思维方式。禅宗思想使宋初文人们产生了恬淡宁静的心境追求和感伤低沉的情绪两个方面的倾向。 【关键词】诗歌/宋诗/禅宗/宁静/感伤 宋初是指由宋建国（960）至仁宗即位前（1022）时期，大略有六十馀年。宋初，为了政治安定和思想统治的需要，帝王对佛教与唐代一样采取了复兴和支持的政策。“太祖即位数月，即解除显德毁法之令，佛寺中兴，铜像复出，敕定长春节赐百官宴于相国寺，诏普度童行八千人。”乾德三年，太祖对从印度返国的僧人：“召见便殿，问西土风俗，赐紫方袍器币。”乾德四年，“癸未， 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赐钱三万，有西域。”太宗时期创建译经院， 复兴了佛经的译经事业。太宗本人“崇尚释教，即召见天息灾等，令阅乾德以来西域所献梵夹。”真宗也支持译经事业，重修太原惠明寺舍利塔，下诏普度天下童子。宋初这种对佛教的护法政策，使佛教大大发展起来。
宋代禅宗虽然只是承继晚唐五家禅宗的馀绪，但是为了适应新王朝的需要，与前朝相比也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比较突出的，是大量《灯录》和《语录》的出现。这种编纂不仅意味着禅宗的新发展， 而且标志着宋初士大夫和禅宗有密切的关系。士大夫欣赏禅宗，表明禅宗是符合他们爱好的。这种《灯录》、《语录》，既宣扬禅宗思想，又为维护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大造舆论。五部《灯录》中，有四部都是以皇帝的年号命名，这便表明了他们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由此可见，深为士大夫所喜爱的禅宗，是非常适合宋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它对宋初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的论述。
一、禅与诗的融合
在唐五代至宋初时期，以慧能为中心的禅宗大大兴盛，文人士大夫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诗人们常常表现禅宗的理趣、禅境，以禅入诗，因而产生了所谓禅理诗、禅典诗、禅迹诗、禅趣诗。唐朝正是诗的盛世时期， 禅师们也以诗体作为表现禅理的主要工具，以诗寓禅，运用偈语的形式，其中有示法诗、开悟诗、颂古诗、禅机诗等。禅宗初期，只有神秀的偈颂“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和惠能的“菩提本非树，心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拂尘埃。”这两首示法诗有诗的意味，大部分禅师们的偈颂却是相当枯淡乏味的。至中晚唐这种情形始有所变化，偈颂逐渐讲究字句声韵，运用比兴手法，追求审美。在力求“以诗寓禅”的禅宗人物中，有不少诗作出色的诗僧，如寒山、拾得、方干、皎然、无可、贯休、齐己、交偃、文益、道潜等。他们的禅诗颇有诗味，辞藻优美，以禅理表现了其诗的清新。
宋初禅僧的禅诗都有着诗的形式美，亦颇有诗味。如宋初九僧之一人文兆《宿西山精舍》云：“西山乘兴宿，静称寂寥心。一径杉松老，三更雨雪深。草堂僧语息，云阁磬声沉。未遂长栖此，双峰晓待寻。”此诗是他游历到西山静舍，夜宿之中发兴而作的，表现了山寺的闲寂静谧，并抒发了不能长期居于此静舍的遗憾。清人纪昀对此诗的评语云：“三、四已佳。五、六从三、四生出，更为幽致。体亦气韵萧然，无刻画龌龊之习。”可见此诗富有诗人的诗味。简长亦是九僧之一人，《送僧南归》诗云：“渐老念乡国，先归独羡君。吴山全接汉，江树半藏云。振锡林烟断，添瓶涧月分。重栖上方夜，狐鼬雪中闻。”此诗表现送别的依依之情，含蓄地描写禅师的幽静境界。纪昀评此诗云：“妙在巧而不纤。中四句虽琱琢而成，而一气流出，不见凑合之迹。”
禅与诗的融合，不仅扩大了诗的领域范围，也提高了诗的哲理境界。以禅理为主的禅诗接受诗的审美和文采，不陷于枯淡难涩，倍加了一层理趣。因此金代元好问在《答俊书记学诗》中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歌切宝刀。”随着唐代禅宗的广泛流传，诗人们以禅入诗的倾向已日益普遍。元人方回云：“释氏之炽于中国久矣，士大夫靡然从之，适其居，友其徒，或乐其说，且深好之而研其所谓学，此一流也。……诗家者流，又能精述其趣味之奥。”禅宗的人性观在社会混乱时期表面上给了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安慰，但实际上使他们形成了脱离现实的消极避世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影响了晚唐五代的士大夫，而且在较稳定的宋初亦是易于被士大夫们接受的。
二、禅宗思想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在宋初，社会虽然较稳定，但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藩镇、外患等。又随着因行政改革造成的官吏的过度膨胀，苟且偷安，士风萎靡。所以，宋初文人和唐末五代文人同样乐于接受禅宗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
禅宗所说的心是指本心，就是佛性。本心是从自心中形成的，佛性就是从自性中产生的，所谓“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是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这种主观自我的禅宗教义对士大夫有极强的吸引力，他们也希望以自我心理的满足解决一切社会或个人问题。禅宗强调人间的“内心”的作用，“百千妙门，同归方寸。恒沙妙德，总在心源。”“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这种引向内心的追求，改变了封建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观念和思维方式。
文人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或禅寺生活，使他们产生亦俗亦僧的欲求，改变人生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们通过对禅理禅意的兴趣，想摆脱矛盾和痛苦从禅中得到安慰。无论与禅宗无关的文人，还是对禅宗丝毫没有兴趣的文人都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禅宗的人性观的影响，这在他们的诗文中有所反映。“在中国诗歌上从主体心灵的外化、个体意识的觉醒到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甚至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都或多或少与禅宗的心性学说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创作时表现禅理、赞扬禅师，实际上不是为超越精神的境界，而是为得到内心的安慰。这种对精神安慰的追求标志着个人思维方式的自觉。禅宗的人性观，使当时文人士大夫认识了人间本然的精神侧面。这种禅宗思想笼罩在宋初社会，他们已受到广泛、普遍地流传的禅宗思想的影响。禅宗的人性观使他们从入世精神转变为对个人内心的追求，怀着恬淡宁静的心境、感伤消极的心情。
宋初的文人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较之晚唐五代文人没有很大的差别，由于禅宗思想更广泛、普遍地流行，他们自然而然地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宋人罗大经反映了宋代文人对禅宗思想的心理，云：“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
三、禅宗思想在文人创作中的表现
宋初文人们依靠宗教来麻醉自己、由入世精神转向救自己的倾向，产生了恬淡宁静的心境追求和感伤低沉的情绪两个方面。
（一）恬淡宁静的心境追求
宋初的文人士大夫虽然没有完全深入禅宗思想，但基本上都受到当时广泛流传的禅宗的影响，尤其是禅宗心性观念不仅使文人士大夫自觉个人心理的重要性，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得到精神安慰的思想基础。所以他们居于山寺或游于禅寺表现出个人恬淡宁静的心境，富有宁静淡泊的禅趣和闲寂空谈的逸趣。在《景德传灯录》中说：“譬如秋水澄淳，清净无为，澹泞无碍，唤他作道人。”这种对禅宗恬淡宁静、静谧自适的追求就是文人士大夫共通的人生哲学，并这种理趣在诗歌创作上渲染了文学审美尤其是处于宋初的文人士大夫随着禅宗的普遍化更轻易地受到其影响。
宋初所谓推重白居易的文人们是徐铉、李舫、王禹髯等，他们在表现闲寂隐逸的诗歌中流露出恬淡宁静的心境。徐铉是先仕南唐后归宋的人物。他诗中没有直接吐露笃信禅宗的表现，但一些诗也有唐末五代诗人追求的恬淡宁静、闲逸冲淡的风格。如《秋日卢龙村舍》：“置却人间事，闲从野老游。树声村店晚，草色古城秋。独鸟飞天外，闲云度陇头。姓名君莫问，山木与虚舟。”此诗颇有闲寂之情致，诗人表现出脱离世俗的心境。对于徐铉的一首诗，后人在《隐居诗话》中说：“徐铉亦有《喜李少保卜邻》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此句尤闲远也。”上述的诗篇就是对“闲远”的例证。王禹偁原来崇儒辟佛，但他也对佛教有所关心，并不激烈地排斥佛教。如在《黄州齐安永兴禅院记》中说：“夫禅者，儒之广达也；律者，士之名教也，浮图氏离而为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矛盾，过于仇雠；唯长老仁辩，禅其心以度人，律其行以伏众有来斯应，虚往实归，禅其心也；一衲一饭之外，日诵法华经二部，律其行也。”他认识到禅者是儒之旷达者，律者是士之名教者，可见他对佛教的理解。他赠禅师的诗《赠草庵禅师》云：“阳山山下草庵深，寂寂香灯对远岑。莫怪相看总无语，坐禅为政一般心。”此诗称颂禅师空虚寂静的境界，表现了诗人对闲寂空淡的敬慕。
宋初的晚唐体派诗人是魏野、寇准、林逋等，他们亦表现了禅宗幽静深远的心境。魏野属于晚唐体诗人，而其诗也有“魏野郊居有趣”的风格。如《寻隐者不遇》：“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此诗也表现出诗人空虚寂静的心境，颇有隐逸之风。宋人评此诗云：“模写幽寂之趣，真所谓蝉蜕污浊之中，蜉蝣尘埃之表，与僧无本诗同一意趣。”寇准是宋初晚唐体派之一人，他的诗表现了逍遥自适的心境和对宁静安谧的追求。如《赠僧》：“重城须久住，尘事日全无 落叶惊秋信，思山展旧图 貌同仙鹤瘦，心似片云孤 念我浮名在，还将静者殊。”此诗表现出超越尘世的追求和闲寂空淡的心境。
林逋隐居西湖孤山，不娶，有“梅妻鹤子”之称。他的诗大都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幽静的心境。其诗味和禅师对宁静淡泊的追求颇为相似。元人方回说：“和靖于僧徒交游良多，如《送机素》云：‘锡润飞晴霭，罗寒滤晓澌。’下一句新奇。如《寄清晓》云：‘树丛归夕鸟，湖影浸寒城’尤妙不可言 宜其隐于湖山，而名闻天下，彻九重垂百世也。”可见他和佛教有密切关系。其实他和禅师交往诗也不少。如《小隐自题》：“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馀。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蔬。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此诗表现宁静安谧的生活，流露出闲寂空淡的心境。纪昀评此诗云：“可云静远。三、四句景中有人。拆读之句句精妙，连读之一气涌出。兴象深微，毫无凑泊之迹。此天机所到，偶然得之，非苦吟所可就也。”又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云：“其诗澄澹高逸，如其为人。”可以料想到林逋诗创作和为人。
九僧是所谓宋初晚唐体派诗僧，司马光云：“欧阳公云，九僧诗集已亡。元丰元年秋，余游万安山玉泉寺，于进士闵交如舍得之。所谓九僧者：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也。直昭文馆陈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于世人所称数联耳。”他们九僧与唐末五代诗僧一样以既是和尚又是诗人的身分著称。他们诗歌中的送答酬和之作，多描写自然景色。其风格闲逸冲淡、宁静淡泊，有“其诗律精工莹洁，一扫唐末五代鄙倍之态”、“专事清永淡寂”的评语。如保暹的诗《宿宇昭师房》：“与我难忘旧，多期宿此房。眠云归未得，静夜话空长。草际沈萤影，杉西露月光。天明共无寝，南去水茫茫。”此诗表现禅寺宁静安谧的氛围和作者空虚寂静的心境。纪昀评此诗云：“五六自是刻意做出，而妙极自然。上接‘静夜’，下接‘天明’，亦极细致。异乎先得两句，而首尾生嵌。”这种清新风格接近诗人的山水诗风，可见诗僧创作和诗人创作没有很大的差别。行肇诗《酬赠梦真上人》：“禅舍因吟往，晴来坐彻宵。春通三径晚，家别九江遥。巢重禽初宿，窗明叶旋飘。住期应未定，射守有诗招。”此诗是怀念梦真上人的诗篇，在宁静淡泊的春夜氛围中含蓄地抒发了期望禅师到来的心境，颇有诗情。方回云：“见静极之味也。”
惠崇是九僧之中最有名的，他的诗《访杨云卿淮上别墅》：“地近得频访，相携向野亭。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望久人收钓，吟馀鹤振翎。不愁归路晚，明月上前汀。”此诗表现脱离尘世的闲适之致，并流露出诗人与自然相亲而陶醉的情怀。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可见他们的诗题材大同小异，其实内容也千篇一律，因此纪昀曾指出“九僧诗大段相似，少变化耳”但是，对于他们的诗，方回曾说：“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可以知道他们的创作富有抒情诗味。
对于西昆派诗人，在《古今诗话》中云：“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李商隐的诗风格颇为多样，如社会诗、咏史诗、感伤诗、爱情诗等，因而可以想象他们的创作亦有着恬淡宁静、空虚寂静的氛围。尤其是，西昆派诗人的代表杨亿是参加校刊传灯录的，当然会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宋人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对杨亿云：“杨文公深达性理，精悟禅观，捐馆时，作偈曰：‘沤生复沤灭，二法本来齐。要识真归处，赵州东院西。”他与禅师一样作偈颂，可见他对禅宗的悟得。他的诗《送僧归越》：“中林宴坐亦髭繁，水月禅心出世间。说法音同海湖震，随绿身比岳云闲。曹溪嫡嗣多参见，碧落仙乡偏往还。归去旧房秋色晚，涧松枝偃雨苔斑。”此诗称颂禅宗的禅理禅意，并表现幽静深远的景色。
宋初的文人针对社会混乱和个人不遇的情况为得到心理安慰表现出恬淡宁静的心境，此时期禅宗轻易浸透文人的心灵，使他们得到心理安慰的自由，自然而然地创作了在禅寺或与禅师来往中富有禅趣的诗歌。但是，他们在追求心理的平衡之中不能超越作者对个人不得志和对社会理想的失败的惆怅之感，自然流露出感伤低沉的心情。
（二）感伤低沉的情绪
在宋初的混乱情况下，文人们依靠禅宗思想寻求心理的平衡。但创作倾向上掩盖不住感伤低沉的情绪，表出感伤低沉的情调。宋初诗人不仅沿袭唐末五代的诸诗风，而且在创作倾向上亦受到了唐末五代氛围的影响，由此可以品味出，与唐末五代的文人一样，宋初时期的文人亦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他们的创作中有着恬淡宁静的追求和感伤低沉的情绪。
宋初诗人大都不仅追求恬淡宁静、闲逸冲淡的境界，而且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个人感伤低沉的情绪。徐铉原来是南唐旧臣，虽然入宋后为太子率更令，但因对南唐的亡国之思产生的悲叹，造成其诗感伤低沉的情调。如《赠维杨故人》：“东京少长认维桑，书剑谁教入帝乡。一事无成空放逐，故人相见重凄凉。楼台寂寞官河晚，人物稀疏驿路长。莫怪临风惆怅久，十年春色忆维杨。”此诗为怀念故国时作，颇有伤感之情。李舫是效法白居易浅切的诗人，他的诗主要表现闲逸自适的心境，也寓有伤感之情。如《依韵和残春有感》其二：“夜来微雨晓来风，春色都归怅望中。杨流带烟绽细绿，牧丹和露泣残红。娇莺绕树声初老，野草连门路近通。韶景欲留留不住，西园闷杀雪髯翁。”此诗描写春天的景色，但诗人的心情却颇惆怅。
王禹袡宋初白体诗派的代表，他创作倾向颇为多样，兼有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风。他在贬谪时期的一些诗篇中寓有伤感之情。如《寄田舍人》：“出处升沈不足悲，羡君操履是男儿。左迁郡印辞纶阁，直谏书襄在琐帷。未有佥谐徵贾谊，可无章疏雪微之。朝行孤立知音少，闲步苍苔一泪垂。”此诗表现不得志的感慨，并抒发了诗人无奈沉郁之情。如《村行》：“马穿山迳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诗人有意得到心理的安慰，但心中的烦闷无法消解，流露出“何事吟馀忽惆怅”的情怀。此诗为被贬商州时作，可见其抑郁心情。
晚唐体诗人亦流露出感伤低沉的情调。魏野是所谓宋初晚唐体诗人之一，他效法贾岛、姚合诗的构思精巧、风格清丽的特点。但他诗亦寓有感伤低沉的情调。如《送元上人归宁》：“禅性虽无著，偏亲奈白头。直应飞锡到，方是倚门休。雪里犹思去，花前岂易留。如何迎侍得，住近免离愁。”此诗表现送别禅师的愁心。寇准诗有“诗思凄惋，盖富于情者”的评语，可见他诗的创作倾向。他的一些诗篇在表现恬淡寂静中流露出感伤低沉的情怀。如《追思柳浑汀洲之咏尚有遗妍因书一绝》：“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此诗描写春日黄昏之美丽景色，颇有恬淡宁静的氛围。但是后半部却表现无限悲愁之感。这两首诗的情调正是符合“凄楚愁怨”的评语。林逋诗《春日怀历阳后园游兼寄宣城天使》：“昔年行乐伴王孙，事尽清狂是后园 一榻竹风横懒架，半轩花月倒顽盆。佳人暗引莺言语，芳草闲迷蝶梦魂。今日凄凉旧春色，可堪烟雨近黄昏。”此诗表现诗人怀古昔年的感慨，寓有凄凉的情怀。
九僧不仅表现自身恬淡宁静的心境，而且和一般诗人一样也抒发伤感之情。行肇的诗《送希昼之九华》：“忽起尘外心，迹谢人中境。云去竹堂空，鹭下秋池静。野宿清溪深，月在诸峰顶。日暮立长江，遥看片帆影。”此诗描写静寂的环境，并以像山水画般的意境抒发了作者的依依之情。简长的诗《晚次江陵》：“楚路接江陵，倦行愁问程。异乡无旧识，多难足离情。落日悬秋树，寒云上废城。前山不可望，断续暮猿声。”此诗不仅描写了幽静深远的傍晚秋景，而且表现了作者旅路他乡的愁苦心境。
西昆派诗人效法李商隐，其诗风主要是辞藻华美又对仗工整。他们亦学唐末唐彦谦诗，“杨大年、刘子仪皆喜唐彦谦诗，以其用事精巧，对偶亲切。”这里的“用事精巧，对偶亲切”就是指李商隐诗的特点。但是，以“鹿门先生唐彦谦，为诗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尽其一体也。”的评语，可见他们的诗风中有从李商隐诗风流传下来的“感怆”风格。如杨亿诗《无题》：“巫阳归梦隔千峰，辟恶香消翠被空。桂魄渐愁亏晚月，蕉心不展怨春风。遥山黯黯眉长敛，一水盈盈语未通。漫托堃弦传恨意，云鬟日夕似飞蓬。”此诗是回想昔日得恩宠时作的，寄托“蕉”和“弦”等景物表现出诗人不遇的悲哀。钱惟演《无题》诗云：“绛缕初分麝气浓，弦声不动意潜通。圆蟾可见还归海，媚蝶多惊欲御风。纨扇寄情虽自洁，玉壶盛泪脂凝红。春窗亦有心知梦，未到鸣钟已旋空。”此诗和杨亿的唱和诗，主题和诗风都颇相似。这首诗在表现男女之事中隐含地表达了诗人不遇的伤感之情。
除这种唱和诗以外，个人的其他创作往往也流露出感伤低沉的情怀。杨亿特别喜爱唐彦谦诗，“文公尤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可以料想到这是学李商隐诗风中的“感怆”风格。杨亿在《武夷新集》中《坐中朱博士言今荆南张谏议典襄阳日尝留意一妓公颇畏内终不得近及移郡荆渚泣别邮亭乃为歌词流布巴郢予感其事赓而成诗》诗云：“勍勍五马江陵去，寂寂双娥汉水头。一曲歌终眉黛敛，十分酒尽泪珠流。阳春郢客传新唱，暮雨高堂梦昔游。琼树无人敢亲近，章台京兆不胜愁。”此诗表现诗人的悲哀。西昆派诗人的创作中，所谓受到儒家积极入世精神影响的《南朝》、《汉武》、《明皇》、《成都》等诗篇都具有感伤、低沉的情调。又如表现个人不遇的诗歌《代意》、《此夕》、《秋夕池上》等抒情创作亦有惆怅感伤的情调。由此观之，可见唱和诗集《西昆酬唱集》中的诗歌情调大多具有感伤、低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宋初诗人产生感伤低沉情调的原因和唐末五代的有所不同，唐末五代的情调以对个人不遇和亡国的感受为主，而宋初的以个人抒情为主，在个人处境或送别中流露出感伤低沉的情调。感伤低沉的情调是个人感情的表现之一。这种情调是与儒佛道三教的影响无关的，个人主观情调的表现是从出现文学时开始一直存在着的，有着长久的历史。唐宋之际广泛流传的禅宗自然影响了在思想混乱状况下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尤其是，禅宗的人性观念使他们自觉人间本然的个性。这种对个人主观情绪的自觉，当然刺激了他们的创作去向，使他们自然地抒发出对个人不遇和现实情况感到不安的情怀。所以，他们亦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感伤低沉的情感。
四、结论
宋初的文人创作中恬淡宁静的心境，是由于他们生活在混乱时期，个人不得志，因此有意识地逃避现实或寻求心理的安慰。此时期广泛流传的禅宗轻易浸透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禅宗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创作了在禅寺或与禅师来往中富有禅趣的诗歌。宋初文人则是在心态不安时接受禅宗思想的，因此他们只是有选择地接近禅宗思想中重视个性的人性观念。他们自觉个人心理的重要性，进而在创作道路上主要抒发个人情感，所以在追求心理安慰的创作之中亦流露出感伤低沉的情绪。这是个人无可奈何心情的表现，其实无疑是逃避现实的创作，因此他们并不掩盖文人士大夫对现实不安和自身不遇的感伤低沉的心情。对于此时期感伤低沉的情 绪，宋范仲淹提出“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范文正公集》卷六（《四部丛刊》初编缩本，176册．），《唐异诗序》，第54页．）的批评，这种看法是站在片面的儒家文学观的立场来批判的，如果在文学是作者的纯粹感情表现的观点来看，这只是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给作者带来的情感的自然流露。
宋初的文学倾向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有了新的变化，这是与此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上的变化有关的，禅宗的人性观念刺激个人抒情侧面，他们在其影响下流露出恬淡宁静的心境和感伤低沉的情绪。总之，文学是表现作者主观情志，禅宗人性观念就是使作者自觉主观个性，使他们打开广阔的创作世界。宋初的文人士大夫面对个人不遇处境和国家还没稳定的情况自由地流露出他们真率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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