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诗歌的哲理化思潮

扬之水

东晋诗歌的哲理化思潮

    西晋的覆亡，对士人心理震动巨大。永嘉衣冠南渡，东晋士人面对的是全新的环境：偏安的政局，佛学的兴盛，明秀的山水。他们所追求的人生境界、生活情趣都慢慢发生变化，这些也都必然影响他们的诗文创作。自元康至永嘉，西晋诗人愈益以哲理入诗，这种创作心态延续至东晋达到最盛，诗中表现哲理更是风靡一世，最终使东晋一代成为文学史上诗歌的哲理化时代。

   一、东晋哲理诗兴盛的背景

    公元311年，匈奴人刘曜攻陷洛阳，烧杀虏掠，洛阳几乎夷为废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西晋随之覆亡，大批士人纷纷南渡，晋宗室司马睿南迁，定都建康，是为东晋。东晋政治的基本特征即在于士族和皇权共治，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

    综观东晋一朝，实际主政的基本上是门阀士族，如前期的王导、王敦、庚亮、庚冰，中期则有桓温、桓冲、谢尚、谢安、谢玄、谢石，后期则以王忱、王恭、桓玄等为代表，他们执政治军事之牛耳，权倾人主，晋帝反成附庸，十一帝中有三名（海西公、安帝、恭帝)被大臣所弑，其余亦“君若缀旒”而已。

    即使号称“中兴之主”的元帝司马睿也强臣失御，由上可见，东晋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是门阀士族。这一点从东晋立国起便可看出。

    如果说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成门阀政治。当一种统治现实形成后，必然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树立。这个意识形态必须能够为统治阶级的合理性作出论证并在社会上得到推行。门阀政治时代，能否主导文化，往往标志着家族及个人政治地位的高低，标举和推助玄风则有维护门阀世族利益的实际功效。王导、王敦都是东晋建国的关键人物。

    士人在经历永嘉乱亡之后，再值东晋之初的动荡之局，因此对玄学义理与玄学人格就更为关注和倾心。

    如果说门阀政治奠定了玄学在东晋的地位，那么士人偏安一隅的心态更是助长了玄学的发展。对于无力统治中原而偏安江左的司马氏政权来说，失去洛阳长安两都之后依靠长江天险苟延残喘之举无疑是一种耻辱。

    所以，东晋王朝在百年之中也有过几次北伐的军事行动，但从历次军事行动的被动态势以及进击勇气不足中可得知，他们并没有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和决心，元帝司马睿的心态颇具代表性，王导过江后的遗憾，只是不能再与裴顔、阮瞻诸人在洛水边谈玄而已。

    《晋书》又记载，王羲之家在会稽，其地山水风物绝佳，王氏本出琅邪临沂，为晋名门世族，今则以会稽为归宿，全不以旧国故园为念。类似与这样有守江自保的因循苟且的想法的还有谢安、孙绰、许询等一大批名士，可见，这种偏安江左的苟且心态在东晋是普遍的，也正因为此，他们才能平静下来谈论玄佛之道，才能面对山水，进入玄思。

    东晋王朝是六朝中享祚最长的朝代，它之前的西晋仅五十年，它之后的南朝刘宋仅五十九年。在这具有家国之变、黍离之感的时代，西晋衣冠、中土豪族，并无恢复之志，其间虽或有刘琨、祖逖之辈闻鸡起舞，过江诸人感慨“山河之异”，但很多社会名流人士仍然若无其事，依旧谈玄论道，竞相争辩，如火如荼。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大批僧人也加入到玄学谈座之中来，常常成为玄学谈座中的谈主，其间的名僧有支遁、竺法深、支愍度、康僧渊、康法畅、竺法汰、于法开，其他如僧意、法冈、提婆、慧远、竺道壹、高座道人等等。随着清谈之臻于极盛，玄言诗也臻于高潮，其人之多，其风之盛，其诗之多，可谓空前绝后。

    在东晋以前，玄谈大多侧重于理，故无论是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还是向秀、郭象，他们都不满足与把现成的理论讲得精美动人，而是孜孜不倦地提出新的理论和范畴，以建构更为严密的理论体系。

    玄学到了郭象，在理性内容上似乎已走到了终点。在他的著作中，已呈现出一股浓厚的调和色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士人谈玄的着眼点开始转移，佛理进入清谈的领域，东晋玄谈援佛入玄也迎来了它的新变。

    “无义”实即用玄学的相关概念来解释佛学。此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渡江僧人的处境以及当时佛学和玄学的关系。援佛入玄给玄言的诗化带来了新的契机。佛理的契入，可以说是东晋玄言诗的一个重要特色。

    二、玄佛义理入诗的东晋诗歌

    诗歌由抒情言志走向谈玄论理，从根本上说，是当时玄学思潮对诗歌影响的结果。魏晋之际，随着儒学地位的衰微，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思想逐渐盛行起来。到东晋时期，它又融合佛教哲理，形成了风靡一时的哲理化思潮。风气所及，谁不通玄理，就不符合名士的身份。因而，通过诗歌来谈玄论理也成为当时诗坛的一种风气。

    二者相吻合，可见，玄言诗兴盛时期的代表无疑是孙绰、许询。但许询现存的玄言诗只有两句，故我们只谈孙绰。孙绰有赠答诗四首，所赠之人分别是温峤、庾冰、许询、谢安，皆当时名流。

    但在孙绰看来，无论出处，其皆为“体玄识远”。孙绰在玄言诗方面的成就不仅为时人和后人所认可，他本人也颇以此自得，《品藻》载，司马昱与他品目人物，首先一个印象就是概念多，且全是哲学上极抽象的概念，非自然存在的，比如“大朴”、“玄风”、“道”等等都不是可以非常清晰地加以界定并且很好理解的客观事物。

    与此前说理诗不同，它句法板滞、结构雷同，宣扬的是玄学义理，诗的情感性、形象性都大大减弱甚至消失了，但是因此诗歌的平淡之风也被创造出来。这是比较典型的玄言诗了。

    玄学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及在思想方法上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促使诗人去探寻事物所蕴含的理。玄佛合流，玄言诗的哲理性更加丰富，诗歌内涵也由之深厚，意蕴深远。

   三、借山水体道的东晋诗歌

    名士们在流连山水时让思想升华，体悟玄远。兰亭诗今存三十二首，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王羲之、谢万、孙统之所作。王羲之在玄理体悟上，有其独到之处，诗人于此情此景中产生释放心绪之感，“寄畅在所因”。

    接下来写如何在景色中“寄畅”的：抬头看是高空万里，一洗如碧，纯净开阔；低头俯视，绿水深邃，可以让人尽情嬉戏，宇宙的辽阔深远，万物的生机勃勃都呈现在人们眼前。美视角发生的转换，自然就能感觉出全新的意味，这也正在于玄学的推动之力。谢万和孙统作品较为出色，则主要表现在对山水的体察和描与上。

    这些诗实际都是原于山水而感发，说明着由山水感发进而领悟玄理的一种心境。陶诗作为魏晋玄言诗的最高峰，它把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扩大到了乡村、田园的日常生活。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正是由于其作品实现了对田园生活之美的发现和描绘。

    将诗“日常生活化”了，扩大了诗歌表现生活的情境和内涵，为中国诗歌创作增添了浓厚的田园生活气息。作为“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陶渊明显然接受了玄言诗的深刻影响，但他的创作最终超越了玄言诗。

    如其诗《饮酒》之五，此诗意旨不从哲理语言表达，而全靠选择描写自然景物，“诗人没有像魏晋一般的玄学名士那样执着于有无、言意之辩，这只是偶然的感悟，作者没有去深究也无意去深究，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再看其诗《归园田居诗五首》其四，这首诗参破了盛则有衰，生则由死的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自然规律与法则，看似平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含的哲理意义也极深。

    东晋士人的这种心态特征为借山水体道的诗歌开辟了一个独特、崭新的艺术境界，奠定了中国山水诗的基本格调。

    玄言诗中虽然以描写山水以表现玄意，但它是一种在玄学背景下以景物直接契合玄理的审美方式。他已经把玄学思想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因此一遇身边的田园风物，触物所感，便自然将生活感受与他对玄学的理解融入诗歌，这便使他的诗歌作品在玄学意蕴和表达方面与玄言诗产生了不同的特色。

    四、结语

    东晋哲理化诗潮将哲理大量引入诗歌，虽自南朝始便为历代文人不断诟病，但其所开以诗说理之途径，也为历代文人留下深刻印象，后世文人由此意识到诗歌尚有演理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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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政治的基本特征即在于士族和皇权共治，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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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门阀政治奠定了玄学在东晋的地位，那么士人偏安一隅的心态更是助长了玄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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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安江左的苟且心态在东晋是普遍的，也正因为此，他们才能平静下来谈论玄佛之道，才能面对山水，进入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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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到了郭象，在理性内容上似乎已走到了终点。在他的著作中，已呈现出一股浓厚的调和色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士人谈玄的着眼点开始转移，佛理进入清谈的领域，东晋玄谈援佛入玄也迎来了它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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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佛入玄给玄言的诗化带来了新的契机。佛理的契入，可以说是东晋玄言诗的一个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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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说理诗不同，它句法板滞、结构雷同，宣扬的是玄学义理，诗的情感性、形象性都大大减弱甚至消失了，但是因此诗歌的平淡之风也被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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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诗作为魏晋玄言诗的最高峰，它把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扩大到了乡村、田园的日常生活。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正是由于其作品实现了对田园生活之美的发现和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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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言诗中虽然以描写山水以表现玄意，但它是一种在玄学背景下以景物直接契合玄理的审美方式。他已经把玄学思想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因此一遇身边的田园风物，触物所感，便自然将生活感受与他对玄学的理解融入诗歌，这便使他的诗歌作品在玄学意蕴和表达方面与玄言诗产生了不同的特色。

张庆东字恕鸣

遣词灵动，情境交融。问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