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社会影响下的关汉卿个性思想

扬之水

特定社会影响下的关汉卿个性思想

    摘要：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粗犷狂野的游牧文化冲击了较高文明的农业文化，朝廷奉行界限森严的等级制度，废除了科举制度，知识分子贬入了社会底层，仕进之路渺，前途黯淡，大批知识分子退而投身到勾栏瓦肆里搞戏剧创作，关汉卿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的作品深刻地透视元代“官吏每无心正法”、“百姓有口难言”的社会现实，也流露出他退则不甘的自嘲、倔强的心态，但他秉性开朗洒脱，能够自我调适，放下士子的倨傲清高。从他的作品中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的社会风貌，更能窥探出他的思想追求与性格定位。

    关键词：特定社会 影响 关汉卿 个性思想

在元代，由于民族对立，阶级压迫，人民的反抗情绪和文人的内心愤懑已然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在各种文学样式如杂剧、散曲、诗文、词的不少作品中都充分透露了出来，构成了元代文学的整体思想特点。而元代文学的主要艺术风格则是自然本色，北曲（散曲和杂剧）“文而不晦，俗而不俚”；南戏“句句是本色语”；诗文“崇本质而去浮华”；词则“伉爽清疏，自成格调”。都呈现出朴素自然之美，成为元代文学审美趣味的主流。关汉卿的艺术创作闪耀着杰出的民本思想和高尚的人文关怀，在婚恋剧中构设了崭新的婚恋模式：“心厮爱，永无分离”，体现探寻理想爱情婚姻的思想倾向。

一、 狂放的个性

    元末明初的杂剧家贾仲明在其《录鬼簿续编》中称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由此可见，关汉卿不仅是位才艺俱佳的剧作家，还是位样样精通、倜傥不羁的浪子。他经常混迹于市井勾栏，与书会才人、杂剧名艺人以及官妓交往密切，在市井间过着放浪不羁、自在洒脱的生活。

从他的散曲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一个狂傲倔强、自嘲幽默性格的矛盾体。如他的《不伏老》中言：

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

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

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

半生来弄柳拈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南吕一枝花]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亡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尊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战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锦阵花营都帅头，四海遨游。[梁州第七]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谁教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踘，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只除是阎王亲令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黄钟煞]

    这正是他真实性格与心态的写照，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他多方面的才能和技艺，同时还可窥见他那种倔强自傲、风谑自娱的英锐气概。

二、时代的“浪子”

    元朝建立之初，以蒙古贵族为统治主体的政权奉行了界限森严的等级制度，全国国民被分成四等，把南人(南方的汉人和其它各族人)贬入了社会底层；职业按序分为十级：……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的地位仅好于乞丐。又由于当时朝廷废止了科举，致使广大儒生失去了传统“学而优则仕”的仕进之路，富贵功名的前景黯淡。这些在仕途道路上找不到光明的士子于是带着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翕然投身于剧本创作。

    元代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传统宗法制度的断层，也使一直以来被世人推崇备至的儒学思想伦理体系在碰撞中遭到崩溃和瓦解，致使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陷入一种混沌无序状态。蒙古民族是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的，带着处于奴隶制时代的野蛮和勇猛习性，踏入了制度已比较完备的封建时代，封建伦理观念十分森严的中原。儒家独尊地位的下降、道德伦理的沦丧、江山的易主，抽去了以儒道为安身立命的书生的精神支柱。他们冷眼观世界，看透人情世态，什么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顷刻间便成了灰飞湮灭。精神信仰的倒塌，导致士子以“浪子”自居，玩世不恭，狂傲不羁，自嘲风谑。他们在世人的眼中过的是放浪形骸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是这种外在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困顿和怀才不遇之情，用这种放浪形骸的出格行为来对传统礼仪道德沦丧的社会作出的消极抗争，求索着迷惘的自我。很显然，在民族压迫和歧视中社会地位陷入底层的元代寒门士子，是文明被野蛮所征服过程中忽然迷失了自我的“垮掉的一代”，其中许多的英才基本上都经历了“迷失消沉——放荡不羁——反抗求索”这样一种心理演变过程。尤其是汉人知识分子优越地位的被降低，寒门士子传统的仕进之道——科举也遭到废辍，因此，元代的民族对立和阶级压迫就成为社会中一个明显的问题。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元代知识分子的心头便禁抑不住地产生了无比失落的情绪，有被社会抛弃了的感觉。想想偌大一个社会，却没有伯乐，理想抱负无施展之处，寻不到自己立脚的一席之地！他们心里的苦闷积微成著，就郁结成了满腔的愤懑不平：“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已然清醒地认识到了功名富贵的黯淡前景。既然他们已看透了所处社会的世态，那他们又会以何种态度站立在这个社会之中呢？元代士子选择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抛开了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的束缚，他们既不行走唐代儒士的“兼济”之道，也不走宋代儒士的“独善”之途，他们也不学传统士子的积极进取、修身养性。反之，他们是毫无顾忌地以世俗的娱乐处世，过着传统士子不与同列的放浪形骸生活，流连市井勾栏，“穷酸措大”便是当时世人对他们的一种鄙视地称呼。

   三、“放纵”与“冷峻”

    在文化上由于元初统治集团对汉文化采取了尊崇与压制的态度，对儒生是完全地忽视态度，致使有元一代文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文人仕途堵塞，蹇蹙不堪，大部分迫于生计，流落街市，卖字卖文，测字算卦，更多的则涌入勾栏瓦肆，专门从事杂剧创作，充当书会才人，郁郁不得志，他们和唐宋文人的社会地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确实是有元一代儒生们的不幸，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文人的不幸造就了文坛的大幸，大部分知识分子因为处境维艰，穷困潦倒，被迫走上从事剧本创作。

    剧作家们藉其作品宣泄个人情怀、反映现实生活，故国之思、沧桑之感、反抗之情、怀才不遇等等内容和主题，推进了元代文学的蓬勃发展，创立了灿烂辉煌的剧坛。不少优秀的杂剧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面貌，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是非常明显的，表现出了可贵的现实精神，又具有创新性。如关汉卿的社会剧、历史剧、爱情风月剧。关汉卿士妓之恋剧本中所描写的书生，不论这些书生们有多么地穷苦潦倒、怀才不遇，最终都会以得到社会的一致肯定，以高中状元，谋得官职，成为社稷的栋梁，才子佳人式的美好结合来结局。因为文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胸怀才华得不到施展，于是冀图有朝一日“平地一声雷震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景出现，从而使自己低微的社会地位得以改变。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只好在创作中借剧本人物把自己的梦想来实现。这正是杂剧创作者们对理想的孜孜以求，在精神上给予自我安慰的真实写照，映射出了元代文人们共同的创作思想倾向和文化心理状态。他们在对现实状况的描绘融入了自己对未来的美好设想而已，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和仕进生活的向往。

    因而我们从作品中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的社会风貌，更能窥探出元代杂剧家们的思想追求与性格定位。元杂剧家们的行为因现实社会的压制而乖张，他们在生活中时而表现出的是市井无赖态、山野村夫相，时而又表现出儒雅贤达、倜傥不羁的文人气质。他们一方面秉着救民济世的心态反映现实，聚焦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表达对下层社会民生疾苦的关切以及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于神道仙佛，企盼获得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哪怕是短暂的。统而言之，他们的做法和心态是积极的，他们并没有因自己社会地位的降低、仕途道路的堵塞而自暴自弃，反倒找到了一种宣泄胸中块垒的方法——杂剧创作，从而在创作中调节自己的苦闷心态，获得对自我的释放。

    关汉卿的爱情风月剧，尤其是描写士妓之恋的剧本，是以世俗文化为底本来塑造人物形象和构造戏剧情节的，承传了世俗文化一直保持的引诱因子：新奇的内容和娱人的精神，并添加出了独具文人气质趣味的笑料，丰实了俗文化中笑料的内容。其次，关汉卿爱情剧中的团圆结局透露出了一个失意儒生的向往，实际上剧中的儒生形象都已经过了作者的改造，而关汉卿对儒生形象所进行的改造却把文人的理想和俗文化的特点融合了在一起，结果，其儒生形象就是一个矛盾对立体：软弱和坚定；失落和自救；哀怨和自勉。在对现实人生的感慨中能看到他们放纵与冷峻的处世态度，在人格尊严遭到严重打击下又能看到他们闪烁出的笑料因子。这种经过改造后的儒生形象身上所散发的复杂品格特征体现出了关汉卿的爱情剧在世俗文化领域中的价值。关汉卿用如橡巨笔揭示出娟妓制度摧残人性的本质，体现出伟大戏剧家关切妓女命运，同情其悲惨处境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意识，一般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控制和防范的重要手段，以达到长期维持其阶层的统治权和既得利益。关汉卿经常是混迹于下层社会，广泛接触到了下层各界人民，他“偶倡优而不辞”，与下层社会的人民融为一体，贴近他们的生活，因而，普通大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智慧深深地影响了关汉卿。从关汉卿的戏剧情节内容来看，很明显也能看出关汉卿其对民众力量和智慧的认同和称颂，把它捧为人具有自救和对社会现状的拨乱反正之力，蕴含着对良知和正义早点出现的渴盼，对重建一个新型合理社会的渴求。另一方面，关汉卿能很准确地把握住了市民大众的欣赏趣味，很好地按照市民大众的喜好与需要，在杂剧中安排弱势与强势、正义与邪恶两股力量的此消彼长。王国维在分析中国人的审美性格时曾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这番分析指出了中国人审美取向的一致性，中国的市民大众在受压迫的生存状态中，精神上总怀有对理想生活的幻想和寄托。剧作家们正是把目光放在现实生活中的市民大众身上，关注他们的疾苦，描写他们生存的艰难，然后以一种乐天的精神来超越现实的悲苦，这样既表现了对现实的关注，也体现了对生命的关怀。总而言之，关汉卿正是在关注民生疾苦、同情民生遭遇、认同民生力量的基础上，找到一条最契合普通民众审美的路径，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意蕴永久地散发着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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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自然之美，成为元代文学审美趣味的主流。关汉卿的艺术创作闪耀着杰出的民本思想和高尚的人文关怀，在婚恋剧中构设了崭新的婚恋模式：“心厮爱，永无分离”，体现探寻理想爱情婚姻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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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性格，一个狂傲倔强、自嘲幽默性格的矛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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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他们是这种外在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困顿和怀才不遇之情，用这种放浪形骸的出格行为来对传统礼仪道德沦丧的社会作出的消极抗争，求索着迷惘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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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们藉其作品宣泄个人情怀、反映现实生活，故国之思、沧桑之感、反抗之情、怀才不遇等等内容和主题，推进了元代文学的蓬勃发展，创立了灿烂辉煌的剧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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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方面秉着救民济世的心态反映现实，聚焦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表达对下层社会民生疾苦的关切以及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于神道仙佛，企盼获得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哪怕是短暂的。统而言之，他们的做法和心态是积极的，他们并没有因自己社会地位的降低、仕途道路的堵塞而自暴自弃，反倒找到了一种宣泄胸中块垒的方法——杂剧创作，从而在创作中调节自己的苦闷心态，获得对自我的释放。

扬之水

中国的市民大众在受压迫的生存状态中，精神上总怀有对理想生活的幻想和寄托。剧作家们正是把目光放在现实生活中的市民大众身上，关注他们的疾苦，描写他们生存的艰难，然后以一种乐天的精神来超越现实的悲苦，这样既表现了对现实的关注，也体现了对生命的关怀。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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