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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
——庚子季冬读毛著
庚子季冬，从书架上取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三卷，翻开第937页，拜读《学习和时局》这篇光辉文献。这篇文章是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讲演。毛主席说：“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第三卷938页）
唯物辩证法是我们观察世界、判断形势、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1941年至1944年期间，为了彻底清算过去的错误路线，进一步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中央政治局多次组织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展开讨论。这场讨论历时4年之久，覆盖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为1945年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认为，虽然这些斗争是合理的，但是在斗争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其一，没有使干部彻底弄清思想；其二，没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毛泽东指出：“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上）同时，“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同上）面对党内存在的矛盾与斗争，既要彻底了解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要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长期以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途径，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毛主席特别强调“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1945年4月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去评判历史，就是根据毛泽东“不要否定一切”的要求作出的。
对具体工作应采取分析态度。“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第三卷939页）毛泽东主张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既不要绝对肯定也不要绝对否定。客观地、科学地分析问题，不是凭主观臆想而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具体调查了解的基础之上。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理念。
1944年正值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为了争取新的胜利，毛泽东提倡党的干部要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学会“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放下包袱”，即解除我们的精神负担。“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第三卷947页）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的包袱和负担呢？毛泽东深刻揭示了种种行为表现，比如，犯过错误的、工作无成绩的、斗争历史短的，都可以使人悲观丧气；相反，未犯过错误的、工作有成绩的、斗争历史长的，都可以使人趾高气扬。当时，一些同志对即将取得的胜利表现得过于乐观，甚至出现了骄傲自满的心态。毛泽东认为这种心态是极其错误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因骄傲而导致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的教训，并警告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第三卷948页）。毛泽东号召人们放下自己背上的包袱，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一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多种全球性挑战，我们如何“开动机器”，即毛主席所说“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第三卷948—949页）这就要求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实际相结合，还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善于思索、敢想敢干、多想苦想。
只有我们党员干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愿意不当懒汉，善于开动机器，才能准确把握我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我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并与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笔者认为，读毛著有两大益处：一是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方法论；二是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丘梓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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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22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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