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梅法常二偈之流传轨迹 幼出家于荆州玉泉寺。年二十,于龙兴寺受具足戒。后师马祖道一,得嗣禅法。德宗贞元十二年,自天台移居明州余姚南七十里之大梅山,其地即汉梅子真旧隐处。世称大梅和尚,习称大梅法常。文宗开成初建成寺院,四方僧侣请学者达六七百人。开成四年九月卒,年八十八。事迹见《祖堂集》卷一五、《宋高僧传》卷一一、《景德传灯录》卷七本传。 法常谈禅语录,门下辑为《明州大梅山常禅师语录》,中国不传,日本金泽文库藏有旧抄本,今存称名寺,日本学者日置孝彦撰《明州大梅山常禅师语录之相关考察》有校录本,刊《金泽文库研究纪要》第十号(临川书店1989年);贾晋华《传世洪州禅文献考辨》(《文史》2010年2辑)也有考及。 《明州大梅山常禅师语录》存法常偈二首。其一有写作始末之叙述:唐贞元中,盐官会下有僧因采拄杖迷路,偶到庵所,遂问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时?”师云:“只见四山青又黄。”僧云:“出山路向什么处去?”师云:“随流去。”僧归,举似盐官。官云:“我在江西时,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不?”遂令僧去招之,师答以偈云:“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盐官和尚姓李,法名齐安,也是马祖弟子,与法常算是前后同学,他振锡传法之地在杭州盐官镇海昌院。他的门下有僧人迷路,偶然涉足法常所在之地,于是询问:“和尚住此山多少时?”法常不作正面回答,仅云四季循环,四山春则见青,秋则转黄,周而复始。也就是说自己已经记不得经过了多少岁月,同时也包含远离世俗,不记岁月多少之态度,因为计算年月仍是不忘俗世之事。僧进而问具体之问题,即从你所住寺院,如何出得山去。这是迷路者希望给以指点道途。法常答曰“随流去”,也就是随着溪流下山,自然可以找到下山的道路,同时也包含随顺自然,不作刻意矫行的态度。僧人回到盐官,将此段经历说给齐安禅师,齐安马上认准这位高僧应该就是他在江西马祖席上的同学法常,于是再令僧到大梅山礼请法常,法常作此偈为答。 偈是一种僧人所作的韵文,早期翻译佛经中也多有之,但多不押韵,文采也不甚讲究。唐代僧人则以说偈来传达佛理,所作也多采取古今体诗歌的格式,法常此偈就属于这类作品,已经是很成熟,且严格讲究押韵和平仄协调的一首七言绝句了。前二句说自己在山间看到四季的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远离尘俗的信念。冬天来了,北风峭冷,摧残群芳,万树凋零,自己独倚寒林,坚守寂寞。春暖花开,万物昭始,自己的内心也没有任何变化。偶然遇到山间打柴的樵夫,自己仍旧修法,从来没有受外物的影响。郢人用《庄子》里舞斤成风的郢客来比喻关心自己的齐安法师,是说齐安当然是比樵夫更具才能的高人,但是你坐你的庙,我修我的禅,我不麻烦你,可否请你也不要苦苦相逼。言下之意,我坚持自己的修道,请你不必影响与我。 第二首,《明州大梅山常禅师语录》殿于卷末,仅题《迁居颂》,其文云: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更移茅舍入深居。仅就文意说,与前偈似有连续性,即前偈说自己坚持自己的选择,不愿意随人左右,此偈则说既然已经被世人找到了自己的居处,只能将茅舍迁入更远的山间居住。偈仍然是很讲究平仄变化的七言绝句。前二句说虽然山居生活艰苦,但有满池荷花,即便以荷叶为衣,自己也一生穿用不匮,而数树松花,也足以饱啖为生。衣食无忧,自是修禅的好居处,又何必踏足红尘呢?《语录》虽然没有叙述此偈的本事,但南宋人撰《宝庆四明志》卷一三则叙述甚详:大寂闻法常住山,乃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法常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法常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法常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法常又有诗云(诗略)。”引偈此称诗,文字仅“更”作“又”,故此处从略。大寂即马祖道一,是法常的授法师,可能在齐安追问未果后,更将所知告马祖,马祖乃更遣僧去询问,这回法常不能不见了。马祖所问是,你在我这里得到了什么禅法,以致远避尘世,住此山以修禅。法常的回答是,老师要我“即心是佛”,即通过自己的内省而修法,于是就到山间居住。来僧说,马师近日佛法已经大变,不讲即心是佛了,转而讲非心非佛了。这应该是一代宗师马祖禅法前后的重要变化,也可知法常应是马祖早期的弟子。法常闻僧说如此,情绪有些激动,大呼“这老汉惑乱人”,你怎么可以一会儿变一套禅法,简直是在糊弄人。但我只相信以往所得到的即心是佛的禅法,你去说你的非心非佛,我还是相信当年听闻的那一套。马祖听闻后,不以为非,乃对僧众宣布:“梅子熟也。”即认为由于法常的坚持,他的修法已经获得了正果,给予高度礼赞。 法常虽仅存此二偈,但此二偈不同于一般僧人偈颂之喜谈佛理,过于抽象,而是用很具体生动的形象来表达自己执拗的追求,绝不随波逐流。二偈文辞讲究,声韵谐和,连二三句间的粘连也很规范,可以见到作者驾驭文辞的娴熟能力。如果他平日坚持写作,应该有許多作品。 二 以上二偈,《全唐诗》收了,却全部在他人名下。前一首,《全唐诗》卷八二三误收于耽章(即曹山本寂)名下。南唐静、筠二僧撰《祖堂集》卷八《曹山和尚》云:钟陵大王向仰德高,再三降使迎请,师乃托疾而不从命。第三遣使去时,王曰:“此度若不得曹山大师来,更不要相见。”使奉旨到山,泣而告曰:“和尚大慈大悲,救度一切。和尚此度若也不赴王旨,弟子一门便见灰粉。”师云:“专使保无忧虑。去时贫道附一首古人偈上大王,必保无事。”偈曰:“摧残枯木倚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顾,郢人那更苦追寻?”使回通偈,王遥望山顶礼曰:“弟子今生决定不得见曹山大师也。”曹山和尚本寂,是洞山良价的弟子,禅宗五宗之一曹洞宗的建立者。曹山之地在临川,即今抚州。钟陵大王指唐末割据江西的军阀钟传,其人礼敬文士,重视佛法,有许多轶事为人称道。他听闻曹山本寂之名,心向往之,因而有些霸王硬上弓般地再三派使者去邀请。曹山巧妙应对,引法常偈作为自己不受邀约的原因。在使节认为和尚若不赴请,可能会殃及自己生命时,曹山引此也说明不赴约完全是因为自己修禅的缘故。曹山法名本寂,俗姓黄,出生于法常去世之次年,但他似乎仅知此为僧界流传之古人偈,也不一定能确切了解作者及本事。所引偈有几字不同,这是正常的现象。 《祖堂集》既说曹山所引为古人偈,则显然非其本人作。但以后辗转流传的著作,如《禅林僧宝传》卷一即作曹山诗,忽略了引他人诗的事实。而《莆阳比事》卷七、《莲堂诗话》卷上、《八闽通志》卷八六、《唐音统签》卷九○八则取曹山别名耽章以传。《全唐诗》编修于清康熙间,那时的学者多数对僧史很生疏,于是不加鉴别地收在耽章名下。《明州大梅山常禅师语录》当然是可靠的最早记载,其实在《景德传灯录》卷八、《祖堂集》卷八、《五灯会元》卷三、《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七引《传灯录》等记载中,皆作法常不误,可惜当时未作深究。 《迁居颂》的传误情况更复杂。《全唐诗》卷八六○收于许宣平下,题作《见李白诗又吟》,诗云:一池荷叶衣无尽,两亩黄精食有余。又被人来寻讨着,移庵不免更深居。较早记录见《云笈七签》卷一一三:天宝中,李白自翰林出,东游经传舍,览诗吟之,叹曰:“此仙人诗也。”诘之于人,得宣平之实。白于是游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访之不得,乃题诗于庵壁曰:“我吟传舍诗,来访仙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杖空踌蹰。应化辽天鹤,归当千载余。”宣平归庵,见壁诗,又吟曰:“一池荷叶衣无尽,两亩黄精食有余。又被人来寻讨着,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后为野火烧之,莫知宣平踪迹。更早且较完整记载许宣平故事者为南唐沈汾《续仙传》卷中,记许为新安歙人,睿宗景云中,隐于城阳山南坞,结庵以居。时或负薪以卖,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则吟诗。历三十余年,或济人艰危,或救人疾苦,人访之则不见。李白曾见访不遇,乃于其庵壁题诗,许见而作此诗。从目前所知说,李白、许宣平诗事大体为唐末人附会成篇。现既知“一池荷叶”篇本为大梅法常所作,而被神仙家编派为许诗。本来,法常此偈即颇有道风,如荷蓧丈人本为古仙,以松花为食更近道家行为,因而稍加改动而成神仙事迹,也就不奇怪了。 到南宋初董棻编《严陵集》卷二,更收此篇为罗万象《白云亭》,诗云: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不如依旧再移居。前三句全同,末句文字几全异,但意思则同。沈汾《续仙传》卷中云:罗万象,不知何所人。有文学,明天文,洞深于《易》,节操奇特。惟布衣游天下,居王屋山。久之,游罗浮山,遂结庵以居。《舆地纪胜》卷八引晏殊《类要》云:唐罗万象者,分水县人也。隐于紫逻山。节度使李德裕使人召之,闻之,更移入深山,依白云而居,终身不出。看来至少在宋初,法常偈已经附会到罗身上去了。《全唐诗续补遗》卷六据以补为罗佚诗,看来也有问题。今人曹汛撰《全唐诗续补遗订补剩稿下编》(刊《文史》三十四辑)谓《五灯会元》卷三收大梅法常偈,与此多同。虽引书证稍晚,但结论是对的。 此外,清邓嗣禹编《沅湘耆旧集》卷一○引此颂作隐山和尚偈,亦误。据《祖堂集》卷二○载“洞山行脚时,迷路入山,恰到师处”。估计因故事相近而传误。所出较晚,不详辨。 三 以上略述大梅法常禅师二偈之流传始末,足为唐代文学作品流传的特殊个案。若非日本金泽文库本《明州大梅山常禅师语录》的完整保存,可能二偈到底为谁所作,还会有许多的争议。清编《全唐诗》虽称皇家工程,且能接续明末清初多位学者的工作,但疏于考订,鉴别不精,且迫于皇命,仓促成编,虽流传甚广,其可信程度实在很值得怀疑。禅僧偈颂,再三被误传为道教神仙家的故事,也确属难得的个案。今人喜谈写本时代的文本形态,我仅能作部分的赞同。其实,从法常二偈的个案故事来说,我则认为写本、刊本以及谈论之类口耳相传的民间流播,都会造成作品的传误与变形,特别是后者,几乎每一时代都有许多变讹或再创作的例子。若不究根寻源,区分信值和主次,区分可靠文本与传说文本,祛伪存真,还原真相,总难让读者充分信任。这项工作,正是负责任的唐诗研究者应该担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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