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诗法理论探析

扬之水

胡应麟诗法理论探析

      宋代以降,诗歌如何继续演进与发展成为后世文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唐而后,乐选律绝,种种具备,无复堂奥可开、门户可立。”后代诗人无不有盛极难继之感,要想在诗学上开新局,又绕不开对前代诗歌成就的继承,在此背景下而衍生的诗法理论的探讨也成为此后文坛一个日久而弥新的话题。作为后七子的同道,“末五子”之一的胡应麟,其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关于诗法的研讨。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一字明瑞,浙江兰溪人。万历四年(1576)举人,号少室山人,后改号为石羊生,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赵用贤并称为明代“末五子”。王世贞对胡应麟颇为推赏:“若说诗者,亡虑十余家,往往可采,而独兰溪胡元瑞氏最为博识宏览,所著《诗薮》,上下数百千年,虽不必字字破的、人人当心,实艺苑之功臣,近代无两。”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其诗学思想,会发现胡应麟的诗法理论不仅仅是讲作诗的规则法度与如何向古代典型学习的问题,还涉及在对此前诗歌史的梳理中反思诗体的源流正变,探寻如何从对“法”的遵守,再到对“法”的突破,从而实现诗歌创作的不断发展问题,换言之,他的诗法理论背后有对诗歌本体价值与文学如何演进问题的深层思考。在“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的时代背景下,胡应麟展开了对此前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总结与思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建构了其独到的诗法理论体系。研究胡应麟的诗法理论,不仅对于重估胡应麟的诗学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如何客观评价明代复古文学运动也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作为明代复古文学阵营的一员,胡应麟的诗法理论根植于他对诗歌史的研究,也即对于此前中国诗歌发展的源流正变的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法正典、辨体裁、明法律、贯古今等一系列的诗法原则:

　　(一)溯渊源、法正典

　　胡应麟诗学理论中一个比较显著的倾向是对诗歌源流的追溯,他的终极目标直指《诗》、《骚》,希望能接续《诗》、《骚》的文学正脉,如他说:

　　诗三百五篇,有一字不文者乎?有一字无法者乎?《离骚》,风之衍也;《安世》,雅之缵也;《郊祀》,颂之阐也;皆文义蔚然,为万世法。　　唐虞之文,太羹玄酒,至《禹贡》而千古文机橐瞢矣。唐虞之诗,太音希声,至《商颂》而百代诗法渊涵矣。故吾以后世之文,鼻祖于夏,而诗胎孕于商也。

　　胡氏在这里把《诗》《骚》看成为“万世法”、“百代诗法”,其实质是一种对于诗歌本源的推尊,也即是他关于“诗歌史”研究的逻辑起点。既然《诗》《骚》为万世法,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起点,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必然有一个流变的问题,胡应麟为此对诗歌史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曹、刘、阮、陆之为古诗也,其源远,其流长,其调高,其格正;陶、孟、韦、柳之为古诗也,其源浅,其流狭,其调弱,其格偏。”他以源远流长作为格高调正的标准,其诗法理论正在此基础上展开。基于此,在追溯诗人的创作源流时常以汉魏为宗,故对陶渊明与鲍照等大诗人也有微词:“元亮得步兵之淡而以趣为宗,故时与灵运合也,而于汉离也。明远得记室之雄而以词为尚,故时与玄晖近也,而去魏远也。”胡氏不但讲诗歌的源与流,还重视正与变,且提出“正宗”与“正脉”的问题,他认为只有“大家正脉”才是“可法”的,因此“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这应该是胡应麟复古诗论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不难看出,胡应麟讲诗法,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求学习“正典”,学习“第一义”的作品,与严羽“学其上”的方法论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为此,胡应麟确立了“师法贵上”的师古标准:“行远自迩,登高自卑,造道之等也。立志欲高,取法欲远,精艺之衡也。世之日降而下也,学汉魏,犹惧晋宋也;学晋宋,靡弗齐梁矣。”在此标准下,他批评苏轼在诗歌创作上的取法太“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此乐天声口耳,而坡学之不已,又晚年剧喜陶,故苏诗虽时有俊语而失之太平,由才具高取法近故也。”

　　(二)辨体裁、明法律

　　胡应麟论诗善于辨体,在辨体的过程中善于从维护诗歌本体价值出发讨论其文体特征。在分析诗与文的关系时,他提出:“诗与文体迥不类:文尚典实,诗贵清空;诗主风神,文先理道。三代以上之文,庄列最近诗,后人采掇其语,亡不佳者,虚故也。”鲜明地指出诗歌与文章的区别,认为清空与风神才是诗歌的重要特征,而把“典实”与“理道”看做是作文之需,并提出了“虚”的诗学概念。胡应麟举例说:“苏长公诗无所解,独二语绝得三昧,曰:‘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盖诗惟咏物不可汗漫,至于登临、燕集、寄忆、赠送,惟以神韵为主,使句格可传,乃为上乘。今于登临则必名其泉石,燕集则必纪其园林,寄赠则必传其姓字,真所谓田庄牙人、点鬼簿、粘皮骨者,汉、唐人何尝如此?最诗家下乘小道。一二大家有之,亦偶然耳,可为法乎?”胡应麟诗文辨体的意图无非是要突出诗歌所应该具有的独特审美特征。而在诗歌的内部,胡应麟也仔细辨析了个体诗型的特征:“五言绝尚真切,质多胜文;七言绝尚高华,文多胜质。五言绝昉于两汉,七言绝起自六朝。源流迥别,体制自殊。”比如乐府诗,“今欲拟乐府,当先辨其世代,核其体裁。……使形神酷肖,格调相当,即于本题乖迕,然语不失为汉、魏、六朝诗,不失为乐府,自足传远。苟不能精其格调,幻其形神,即于题面无毫发遗憾,焉能有亡哉!”

　　关于诗歌结构,胡应麟也有不少具体论述,如“凡排律起句,极宜冠裳雄浑,不得作小家语。”“作诗最忌合掌,近体尤忌。”七言律“对起则杜之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实为妙绝。……右丞多仄韵对起,无风韵,不足多效。盖仄起宜五言,不宜七言也。”此外,胡应麟十分重视声律的重要性:“盖作诗大法,不过兴象风神、格律音调。格律卑陬,音调乖舛,风神兴象无一可观。”为何胡应麟如此重视声律节奏呢?原因就在于胡应麟认为诗之妙就在于声律和节奏的和谐:“七言律于五言律,犹七言古于五肓古也。五言古御辔有程,步骤难展;错综开阖,顿挫抑扬,而古风之变始极。五言律官商甫协,节奏未舒。至七言律,畅达悠扬,纡徐委折,而近体之妙始穷。”因此他认为“律诗全在音节,格调风神尽具音节中。”关于属对,胡氏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七言律对不属则偏枯,太属则板弱。二联之中,必使极精切而极浑成,极工密而极古雅,极严整而极流动,乃为上则。”对于炼字炼句,他则强调句法的浑涵,重视字、句在诗歌中形成的化境:

　　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后,句中有奇字为眼,才有此,句法便不浑涵。昔人谓石之有眼为砚之一病,余亦谓句中有眼为诗之一病。如“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故不如“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也。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故不如“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也。此最诗家三昧,具眼自能辩之。

　　在胡应麟看来,用奇字作为诗眼,会破坏句法整体的浑成,没有达到自然之工,是作诗应该避免的,因此,他十分推崇那些字、句、篇都达到化工的作品:

　　七言如“锦江春色采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字中化境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衮衮来”、“二仪清浊还高下,三伏炎蒸定有无”、“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隔水奏笙簧”,句中化境也;昆明池水,风急天清,老去悲秋,霜黄碧梧,篇中化境也。

　　如果说从后七子派一系列关于诗歌声律、结构等法度规则中,可以发现“技艺性的规则或方法”是他们所重点关心的,而追求“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艺术经营”,也展现了他们“维护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原则立场”,那么,胡应麟的诗法理论也具有同样的文学史意义。

　　(三)采众长、贯古今

　　胡应麟的诗法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博采众长,并非作诗教条,尤其是在诗法理论中,并非以时代来限定学习的对象,如他对“诗必盛唐”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令人概以中晚束之高阁。若根脚坚牢,眼目精利,泛取读之,亦足充扩襟灵,赞助笔力。

　　胡应麟认为诗歌学习的范围不能拘泥于盛唐以前,对中晚唐诗也应该泛览,汲取其中的精华为我所用。基于此,胡应麟提出每一种诗体的诗法对象都不是单一的,而要博采众长。比如五言绝句“须熟读汉、魏及六朝乐府,源委分明,径路谙熟;然后取盛唐名家李、王、崔、孟诸作,陶以风神,发以兴象。”七言绝句“以太白、江宁为主,参以王维之俊雅,岑参之浓丽,高适之浑雄,韩翃之高华,李益之神秀,益以弘、正之骨力,嘉、隆之气韵,集长舍短,足为大家。”作排律“先熟读宋、骆、沈、杜诸篇,仿其布格措词,则体裁平整、句调精严,益以摩诘之风神,太白之气概,既奄有诸家,美善咸备,然后究极杜陵,扩之以闳大,浚之以沉深,鼓之以变化,排律之能事尽矣。”七言律“唐以老杜为主,参之李颀之神,王维之秀,岑参之丽;明则仲默之和畅,于鳞之高华,明卿之沉雄,元美之博大,兼收时出,法尽此矣。”~可以看出,“博采众家”是在“师法贵上”基础上的广读博览,有时甚至可以学习一些当代的优秀诗作。他对当时学诗者所鄙弃的齐、梁、陈、隋诗歌也认为应该泛览取法:

　　齐、梁、陈、隋,世所厌薄,而其琢句之工,绝出人表,用于古诗不足,唐律有余。初学暂置可也,若终身不敢过目,即品格造诣,概可知矣。

　　虽然胡应麟也对宋诗多有批评,却并没有对之全面否定,在与顾叔时论宋元二代诗时,对编辑古今诗选而不废宋元的做法十分赞赏,认为这样的诗选才是“不刊之盛典”。可见他是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观照,而不是简单地以时代判别优劣。汪道昆在《<诗薮>序》中就指出其论诗“即晚唐、弱宋、胡元之籍,吾不欲观,虽在穅秕,不遗余粒。”有研究者指出,胡应麟诗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指导初学。既然胡应麟的诗法理论是从指导初学的角度切入,那么其“采众长、贯古今”的师法原则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文学意义:对于初学者来说,找准祖述的典型固然重要,但知识面的广博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面,因为这会影响到作家的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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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的诗法理论不仅仅是讲作诗的规则法度与如何向古代典型学习的问题,还涉及在对此前诗歌史的梳理中反思诗体的源流正变,探寻如何从对“法”的遵守,再到对“法”的突破,从而实现诗歌创作的不断发展问题,换言之,他的诗法理论背后有对诗歌本体价值与文学如何演进问题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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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的诗法理论根植于他对诗歌史的研究,也即对于此前中国诗歌发展的源流正变的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法正典、辨体裁、明法律、贯古今等一系列的诗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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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诗学理论中一个比较显著的倾向是对诗歌源流的追溯,他的终极目标直指《诗》、《骚》,希望能接续《诗》、《骚》的文学正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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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在这里把《诗》《骚》看成为“万世法”、“百代诗法”,其实质是一种对于诗歌本源的推尊,也即是他关于“诗歌史”研究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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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源远流长作为格高调正的标准,其诗法理论正在此基础上展开。基于此,在追溯诗人的创作源流时常以汉魏为宗,故对陶渊明与鲍照等大诗人也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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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讲诗法,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求学习“正典”,学习“第一义”的作品,与严羽“学其上”的方法论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为此,胡应麟确立了“师法贵上”的师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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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论诗善于辨体,在辨体的过程中善于从维护诗歌本体价值出发讨论其文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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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地指出诗歌与文章的区别,认为清空与风神才是诗歌的重要特征,而把“典实”与“理道”看做是作文之需,并提出了“虚”的诗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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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诗文辨体的意图无非是要突出诗歌所应该具有的独特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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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律对不属则偏枯,太属则板弱。二联之中,必使极精切而极浑成,极工密而极古雅,极严整而极流动,乃为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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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应麟看来,用奇字作为诗眼,会破坏句法整体的浑成,没有达到自然之工,是作诗应该避免的,因此,他十分推崇那些字、句、篇都达到化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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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后七子派一系列关于诗歌声律、结构等法度规则中,可以发现“技艺性的规则或方法”是他们所重点关心的,而追求“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艺术经营”,也展现了他们“维护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原则立场”,那么,胡应麟的诗法理论也具有同样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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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的诗法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博采众长,并非作诗教条,尤其是在诗法理论中,并非以时代来限定学习的对象,如他对“诗必盛唐”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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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认为诗歌学习的范围不能拘泥于盛唐以前,对中晚唐诗也应该泛览,汲取其中的精华为我所用。基于此,胡应麟提出每一种诗体的诗法对象都不是单一的,而要博采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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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胡应麟也对宋诗多有批评,却并没有对之全面否定,在与顾叔时论宋元二代诗时,对编辑古今诗选而不废宋元的做法十分赞赏,认为这样的诗选才是“不刊之盛典”。可见他是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观照,而不是简单地以时代判别优劣。

叶秀嫦

腹中有诗！恒心无歇！文笔鲜活且刻画生动！

叶秀嫦

凝练！新颖！味长！胸有诗书气！下笔如有神！祝老师创作快乐！

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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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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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漱玉清丽！着笔轻盈！通达晓畅！学习了！

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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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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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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