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是个人经历铸成了各自的性格
李白有诗必对月,杜甫无句不忧国。这两句话是对李、杜性格最精僻的概括。李白有诗才却总想从政,“天生我材必有用”,但他一接近政治的边沿,立即因为酒而“天子呼来不上船”。弄几句诗倒可以,处理国家大事可不行,于是只好离开朝廷而去“莫使金樽空对月”。后来隐居庐山,但终究还是没有忘记从政的追求,去参加李璘的阵营,最后因李璘没有能够继承唐玄宗当皇帝自己也遭贬夜郎。杜甫则只是蒙到了一个小官,还没来得及显示自己的才能,就因安录山叛变而流离失所,不得不穷困在四川城都。杜甫在长江一带写下了不少忧国的诗篇。晚年十分凄惨,据说是饿死在长江一艘飘泊的船上。
李白走的一开始就是凭诗才去追求与达官贵人为伍的道路。所以他的诗不是以酒混迹于达官贵人之间的狂欢,就是以酒对月的孤独“成三人”。杜甫则一生都是流离失所的,他在流离中接触了民间底层的悲哀,虽然也酒诗不分开,但他担忧的是国之命运,人在下层而心在朝廷。杜甫生前远不如李白有名气,直到元稹作杜甫的墓志铭,极力推崇杜甫,杜甫才与李白齐名。他的诗也是在死后若干年后才为人认识推崇的。 然而诗人的不幸则铸成了诗才的大幸,如果李白杜甫的人生道路一直很顺当,大概就没有他们的这些好诗流传于世也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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