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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与格律诗创作 罗积勇 蔡文华
内容提要：格律诗美在格律，苦亦在格律，欲得其美而减其苦，用典不失为两全之策。一方面，用典有助于押韵、调平仄和经营对仗；另一方面，用典还能带来诸多积极的修辞效果：它能使表达更形象，更巧妙，更含蓄。反用典故还能产生特殊的效果。
格律诗是一种在字数、句数、声调、对仗、押韵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的传统诗体。由于其苛细的要求和诸多的限制，诗人要在固定的篇幅内尽可能完美地表达内容，往往需要借助用典，这一点为古今格律诗创作的实践所证明。本文分析古今成功范例，探讨用典对创作出合律且出彩的格律诗的意义。 在我们的传统遗产中，典故资源丰富，用典形式多样，从而给创作者遣词造句带来很大的自由空间，既有利于应对格律和押韵的严苛要求，同时，好的用典也可以产生积极的修辞效果。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把修辞的手法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 [①]。下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探讨用典在格律诗创作中的作用。 一、用典能带来消极修辞效果 所谓消极修辞就是指能达到满足语法和文体的基本要求、使作品表意明确的目的的修辞手段。在创作格律诗时，有时为了表达特定的意思，若不用典就无法满足格律诗在形式和音韵这两个方面的严格要求，要么难以押韵，要么难以调平仄，要么难以对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格律诗中用典可以带来消极修辞效果。 1、有助于押韵 先看杜甫的《岁暮》：“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颈联中的“请缨”表示自请降伏强敌，典出《汉书》卷六四《终军传》。此处“请缨”与“流血”构成对仗，同时“缨”与本首诗的其他韵脚字“兵”、“城”、“惊”同属“庚”韵。在意思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不用典而直白，即使在“朝廷谁”后边可写上两个合平仄的字，也很难押上韵。 写格律诗遇到押不上韵的困境，有时改换一两个字仍不能脱困，这时就需要改变整个句子的表达方式，而在基本意思不变的情况下，要改变整个句子的表达方式且押上韵，这时用典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李商隐七律《无题二首》之一前边为：“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这讲的是作者暗恋上了一个邂逅的舞者，但她已随主人远去，消息全无。接下来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我到哪里才能找到她，使之重新回到我身边？”如果直说就很难押上韵，而李商隐用典故来说，写下了“何处西南待好风”这一句。这是化用了曹植《七哀诗》中“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这一语典，曹植诗中此句是女子向所恋男子的表白，李商隐则从男子的角度来说：到何处才能等到你这个西南风吹入我怀中？这样的结尾既押上了韵，又显得含蓄蕴藉。 2、有助于调平仄 欲表达某个意思，如果按平常表达方式无法使平仄符合要求，这时便可以借助典故来表达。当典故是一个故事时，使用这个典故的语句可以千变万化，足以化解格律带来的表义困境。如《南齐书•孔稚珪传》载：“稚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 鼓吹是朝廷仪仗队所奏的音乐，孔稚珪把吵闹的蛙鸣比作鼓吹，化俗为雅。后来这成了一个常用的典故。苏轼作诗时，经常要表达寄身荒野、享受自然、随遇而安的情趣，如《赠王子直秀才》的开头写道：“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俨然是要过与世隔绝的山居生活了，苏轼的山居，一般都是自实其力的，所以此诗第六句为：“山中奴婢橘千头。”这是讲自己像三国时的李衡一样在山中种橘千棵以糊口（《三国志》裴注引《襄阳记》所载李衡戏称所植千棵桔树为千头奴）。而第五句，苏轼要讲在山中精神生活也不差，而这一句处在七律的颈联出句，它的格律是“仄仄平平平仄仄”，用平常说话应很难合符要求，于是，苏轼便用上述“以蛙声当作两部鼓吹”这一典故，写下了“水底笙歌蛙两部”的妙句，此句严格地符合了平仄要求，并且与“山中奴婢橘千头”形成工对。 苏轼在朝与当政者意见相左，出为杭州地方官，虽至繁华之境，而知音寥寥，故亦时感寂寞，一天晚上到周长官家夜饮，写下七律《次韵述古过周长官夜饮》，前四句为：“二更铙鼔动诸邻，百首新诗间八珍。已遣乱蛙成两部，更邀明月作三人。”颔联即写自己避熙攘之处而来到周长官处二人夜饮的事，这里也用到上述“以蛙声当作两部鼓吹”之典故，因为对句“更邀明月作三人”是用的“平平仄仄仄平平”，所以此处应用“仄仄平平平仄仄”，故苏轼写成了“已遣乱蛙成两部”，别是一种表达，别是一种情调。 3、有助于对仗 其实从上述苏轼驱遣“蛙鼓”之典故的例子我们已可感觉到用典为营造对偶提供了很大方便。这里我们再举今人黄群建《题荆人旧照》为例：“盈盈意态佳，一笑灿如霞。疑是忘忧草，常开解语花。” [②]尾联“解语花”是对容貌美丽、善解人意的女子的赞誉之词，典出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吐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怎）如我解语花！’”黄群建此诗以“解语花”对“忘忧草”，不但工整，而且将其对爱妻的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二、用典能带来积极修辞效果 所谓积极修辞则是指能收到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等积极效果的修辞手段。在格律诗创作过程中，善于用典，可以使内容表达得或直观形象，或曲折含蓄，或别出心裁，从而引发读者想象，激发读者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律诗中用典可以产生积极修辞效果。 1、借助用典的比况作用能使复杂意思的表达直观化、形象化 用典或具象，或具有典型性，借助用典的比况作用能使听读者感受起来更加容易，从而达到使复杂意思的表达直观化、形象化的效果。如黄庭坚《次韵答马中玉三首》之一：“雨入纱窗风簸船，菊花过后早梅前。锦江春色熏人醉，也到壶公小隐天。”该诗末句“壶公小隐天”用道家典故，典出晋•葛洪《神仙传》卷五《壶公》，讲汉代费长房随壶公跳入一壶中， “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宫，左右侍者数十人……” 这里黄庭坚要描述熏人欲醉的锦江春色，千言万语亦不嫌多，但由于格律诗字数的限制，诗人巧妙地仅用了一个“壶公小隐天”，不仅押韵，而且是以传说中的仙境加以比况，无一笔具体写景，美景却如在眼前。这样言简意赅的表达，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内涵。 2、借助用典能使表达更巧妙、更有趣 罗积勇《用典研究》中提到有一种将典故与所欲叙说的事物进行比较的“衬言式”用典方式，这种方式特别适合于描写事物 [③]。 李商隐《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诗，顾题见义，是要写白菊。这首七律的前面四句为：“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素色不同篱下发，繁花疑自月中生。”我们试作分析，首联出句和颔联出句用陶诗“采菊东篱下”之典，表达的意思是：白菊虽与陶潜所采者同为菊，但颜色不同，属稀见罕有之物。首联对句用“阳春白雪”典，以曲名《白雪》双关自然界之白雪，又以自然界之白雪比况此白菊之白。十分巧妙、有趣。并且，此处提及郢曲《阳春》《白雪》，也并非与其本义无关，李商隐隐藏更深的意思是要说此白菊之高洁一如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又如今人黄群建《王念孔先生造访寒舍》云：“嘉客道相亲，闲谈逸趣频。有情尘累少，无欲故交真。陆羽遗风在，陶篱古意纯。唯怜鸥社外，独立断肠人。” [④]颈联巧以典故作对，其中“陶篱”是“姓+名词”，以对人名“陆羽”似不工，但是，此处借“羽”（羽翮义）对“篱”，又属借对，别有趣味。 3、借助用典能使表达更含蓄、更沉郁 用典本身就意味着借助典故间接地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而在简单的典故的辞面之下，还包含更丰富的蕴涵，因而更适合于表达不便明说或不易用几句话说出来的思想感情。在格律诗中善于用典可以使表达更曲折、更含蓄、更沉郁，实现特定的修辞目的。 自古文人多傲骨，往往不愿轻易示弱于人前，因而在诉说自己的落魄不幸时往往不愿直言，而更愿意选择用典等隐晦的表达方式。如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黄丞相指西汉贤相黄霸，《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黄霸》载黄霸才干超人，两次被宣帝任命为颍川太守。柳士师指春秋时的柳下惠，《论语·微子》载：“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刘禹锡在诗中将自己与黄霸及柳下惠相比：从表面上看自己两次出任连州刺史，经历与黄霸相似，但实质上黄霸是得到宣帝重用，而自己则是遭遇贬谪；一贬再贬，又似乎与柳下惠的遭遇相同，但柳下惠因刚直不阿遭贬，广受世人赞誉，而诗人自己则无名无誉。刘禹锡此诗要写自己再次被贬的苦闷与落魄，却并不直说己之不堪，而是通过用典，通过与黄霸和柳下惠经历的对比，含蓄地点明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在他这种自嘲、这种含泪的苦笑后面，隐含了多少的委屈和辛酸！ 用典能收含蓄、沉郁之效，如今人梁东《〈马山集〉研究移师青岛感赋》诗云：“墨浪诗情漫野烟，忍将心绪托高贤。风云论道三千界，牛马问天五十年。岂羡蓬瀛星海阔，无求碧落月华圆。汉皇今夜虚前席，幸赐苍生安枕眠。” [⑤]颔联“问天”用屈原作《天问》之事，表明聂绀弩文革中受迫害、被打入牛棚时仍在追求真理，在厄运中仍坚持完成《马山集》诗稿的事迹。简短的“问天”二字中蕴含着聂老在坎坷悲苦中艰难求索的人生历程，激荡着后人无限的敬仰之情，这样的表达，既含蓄，又沉郁。 4、反用典故能产生特殊表达效果 格律诗的用典方式还有一种“反用”。反用是在诗文中对前人故事、成句或原意反其意而用之的作法，因而也被称为“翻案法”。罗积勇《用典研究》对之有详细说明：“典故中有所谓熟典，今说写者所叙之事与之完全相反，或部分相反，或者因说写者所叙之事而对该熟典原来的含义、原来所承受的价值评判有所否定，这时说写者往往把该熟典的故事情节或其价值评判或其所言道理全部改写或部分改写成跟它原来相反的样子，以与原来那个人人皆知的熟典构成对比，达到特定的修辞目的。这便是反义式，习称为‘反用’。” [⑥]有意对古有定评的古人、古事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往往是涵蕴了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如《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有一个“王祥得佩刀”的故事：“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不难看出，王祥得佩刀就是得到了侥幸富贵的机会，如此好事，孰不羡之。但李商隐在向传授自己章奏之学、文章之法的令狐楚表达深深谢意时，却写道：“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半夜传衣”是用佛教禅宗五祖弘忍以达摩法宝及所传袈裟传付给六祖慧能的故事，典出《景德传灯录》卷三。李商隐在这里以五祖传法六祖的故事比况令狐楚传授自己骈文之法。李商隐得令狐楚亲自教授骈文之法，于科举、仕进之路大有裨益，故而面对“王祥得佩刀”这样人人艳羡的侥幸取富贵经历，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大呼“不羡”了。两个典故接合而用，一气呵成，非常巧妙，成功地通过反用“王祥得佩刀”典强调了令狐楚所传之骈文章奏之学对自己的裨益，深切地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今人亦有学此法者，黄群建《独酌》：“一觞一咏对天寒，寂寞空庭顾影单。莫怪平生知己少，只缘古道合时难。任凭暮岁音尘绝，且得闲情日月宽。数尽江帆无故旧，高山流水复何弹？” [⑦]尾联出句化用“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名句，对句反用俞伯牙钟子期故事，根据自己的事改反了典故，以表达自己暮岁孤独、无有知音的境况。
以典入诗益处多多，但并意味着写诗可以滥用典故，胡乱堆砌，用典是为了追求消极的或积极的修辞效果。自古人们对于用典都有着诸多的要求，既要浑然无迹，又要易使人知，同时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入自己的主观创造，方能活用典故，推陈出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典籍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典和事典，善于发掘前人智慧，学会用典，善于用典，创造性地驱遣典故为我所用，这不但有助于人们在格律的框框中游刃有余，而且有助于提升其意蕴、意境和美感，总之，用典对格律诗创作有着非凡的意义。
（本文作者，罗积勇系武汉大学教授，蔡文华系其研究生）
[①] 陈望道：《陈望道学术著作五种·修辞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266页。
[②] 黄群建：《秋痕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③] 罗积勇：《用典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④] 黄群建：《秋痕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⑤] 转引自《心潮诗词评论》2014年第1期，第25页。
[⑥] 罗积勇：《用典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⑦] 黄群建：《秋痕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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