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在时代的流变中（诗论）

蘇醒

诗歌在时代的流变中

      诗歌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蒙蔽期以后，在八十年代一度展现出少有的鲜活。这说明诗歌作为一种较先锋的文学体式，跳出了曾一度屈于政治胁从和以政治需要为目的的桎梏与圈索，有了自由的向度和创索空间，也同时宣告了诗坛残冬的终结。诗歌在日积月累的苦痛与煎熬中，经过艰难的存生、孕育，方始点染出一派浓春丽色。

      整个八十年代，一些诗人的情感历程与时代得以重合，而至他们能恣意地表达那种文化醒觉和抒发创作真诚，在审美变革上有了一次全新的体验和展现。这些皆源于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实现，而诗歌亦随之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多元的创作格局。可以说，诗歌自“五四”以降，在此时期显现出空前的繁荣。

      进入九十年代，由于物欲膨胀，金钱狂噪，感官刺激被高扬，而使精神追求一再掉价，审美层次一度沦落，诗歌也无可奈何地走入了低谷。使诗歌的理性光泽渐渐缺失，诗神因此变得黯然失色。此时也造成相当一部分诗人灵魂无依和心理反逆，因此走向“美丽的遁逸”（谢冕语）。

      进入新的世纪，随着人们价值取向变异的愈演愈烈，诗歌的景气度可想而知。在功利目的占据上风的今天，人们的心理欲求更趋向现实，而精神追求也变得可有可无，诗学（或文学）的价值观也滑向世俗化。理性总是受困于情性，正理显得更加苍白，悖理堂而皇之登堂入室，诗的神性走下圣殿与杂沓的市尘相混同。

      恰此时，诗坛也变得形形色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观念变化，使传统续延变得更加迷茫，审美视点的位移导致诗歌也如“碎玻璃已自斜面哗响在速逝的幽蓝”（昌耀《燔祭》）。那些仍持守于诗之神圣的诗歌创造者不无忧心和茫然面对，他们对民族生存状态、对时代进步结果以及金钱方式就此产生了本能的议谤、心理的反感或情感的抵制，要么就在心理失衡与偏狭中自慰或自省……总之，他们所呈示出的种种形态都源于对时代流变的一度错愕和不适应，在生活观的流向和社会心理背景中，很难去做截取和把握，诗的发生、孕育、存在和延续几成可疑。诗歌的创作在艺术方法、风格乃至个性、态度等方面便各行其是，一片荒乱。大有衰荣听任天择的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之势。也因此使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倦、乏力或无精打采，诗歌的创造意识空前的疲惫和钝化。

      虽“时代予人以苍莽”（苏醒语），但如果要想拥有不被速朽的诗之生命活力，诗人就应该自动自觉地经常性地调节生活视野、感受角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使自己融入时代流变的进程中，“以适度的沉默和更大的耐心”（昌耀语）寻求诗的大风范、大气度、大境界，望之高才期之切。“艺术必将回到精神，而精神就是诗人，就是艺术家”（昌耀《诗人写诗》），诗歌理应融入这样可期许的春光丽景中，“高处无惑。/我自信崖头泻下的流水”（苏醒《高居》）。

2005.12.写于北京昌平

北豳一粟

  虽“时代予人以苍莽”（苏醒语），但如果要想拥有不被速朽的诗之生命活力，诗人就应该自动自觉地经常性地调节生活视野、感受角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使自己融入时代流变的进程中，“以适度的沉默和更大的耐心”（昌耀语）寻求诗的大风范、大气度、大境界，望之高才期之切。“艺术必将回到精神，而精神就是诗人，就是艺术家”（昌耀《诗人写诗》），诗歌理应融入这样可期许的春光丽景中，“高处无惑。/我自信崖头泻下的流水”（苏醒《高居》）。

北豳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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