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姜夔

扬之水

波澜开阖，首尾匀停。这主要就结构与布局而言。在北宋以小令为主要形式的历史时期，人们欣赏与追求的是一气贯注与自然浑成的韵味。周邦彦出现以后，特别是南宋白石登上词坛以后，于自然浑成之外，又多了一重思索安排之功力。所谓“精思”，已不只是意格的提炼，同时也包括了谋篇布局与结构的最佳安排。白石词在篇章层次与整体结构安排方面是非常考究的，他既强调上下呼应，意脉不断，又能做到回环曲折，富有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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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白石以冷为美，追求的是素淡、高雅、隽峭、冷香，所以其词中多用冷色、冷语，如“清”“空”“寒”“凉”等词语的使用，给白石词造成一种冷色的调子，罩上时代逐渐走向没落的一层阴影。有时，素淡清雅的色调之中，也会出现些小亮点，但那也是为了表现其以冷为美的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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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进音乐艺术思维与艺术手段填词时，往往有两种不同情况：一是选择传统词调，只在歌词创作上运用音乐的艺术思维与艺术手法；二是自琢新词，同时又自制新曲，二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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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以蟋蟀的鸣声为线索，把诗人、思妇、客子、被幽囚的皇帝和捉蟋蟀的儿童等巧妙地组织到这一字数有限的篇幅中来，并层次鲜明地展示出较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其中，不仅有自伤身世的喟叹，而且曲折地揭示出北宋灭亡与南宋王朝苟且偷安、醉心于暂时安乐的可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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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富有音乐性，即读者读过全词与小序后，除通过文字进入词的意境以外，还可以像听了一阕美妙的乐曲一般，获得音乐上的美感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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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乐曲这一角度展开想象，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把蟋蟀的哀鸣声、诗人的吟诵声、思妇的机杼声、捣衣的砧杵声、被囚者的哀叹声、儿女们的欢笑声以及哀苦的琴声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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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在感情活动的全过程中持续地从客观事物中获得感受，并随所获得的客观事物的感性印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一类可归结为客观性的感情活动。表现这种音乐感情的作品属于描绘性、叙事性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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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是主观性的感情活动。虽然，从根本上讲，人的感情活动都是由于人对客观事物有所感受而引起的，但是，当感情发生之后，这种感情之流就不再和客观具体事物发生联系，而只是在人的主观世界中潺潺流淌或者咆哮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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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自制曲”一般都是先有了诗兴的感发和以冷为美的丰富体验，并在形成长短句的词体以后，才根据思想内容与字句长短谱成乐曲。这与传统习惯的按谱填词已完全不同。按谱填词是因乐造文，因文造情。白石的“自制曲”恰好颠倒过来，而变成因情造词，因词制曲。这样一来，不仅词人的思想感情不受拘束能得到自由发挥，而且乐曲也必然与词的内容、词的感情发展密切结合，达到声情并茂、音节谐婉、流美动听的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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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摆脱黄诗，力求独造，乃上窥唐诗，倾心陆龟蒙等人，终于形成自己的风格：气格清奇，意境隽淡，韵致深美。他的诗风直接影响到他的词，他以江西诗派的诗法入词，用瘦硬刚健的笔法纠正“花间”以来“婉媚”与“侧艳”的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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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内容与题材过于狭窄，反映生活不够深刻。在苏轼开拓题材范围，特别是在辛弃疾已经成功地将诗歌所反映的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之后，白石词又回到婉约词传统的狭窄内容之中，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对和议之争几乎很少涉及。白石因生活奔波，对下层百姓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要求愿望有所了解，但却很少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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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词风过于单调。在白石以前出现的词人大多不是单一风格的作家，他们的风格往往是多样化的，甚至连李清照这样的词人由于生活的变化，其前期与后期词风也有明显差异，而白石却几乎看不到词风的变化。即使与辛弃疾关系十分密切的那几首词，风格也未有明显之不同。再次，白石词缺乏自然浑成与意蕴丰融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