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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李白生卒年问题
【内容提要】李白卒年，历来诸说纷纭，致其享年亦无定说。李士训《记异》中明白记载了李白“大历初”仍在人世的资料，却始终未被研究者重视。李文结合唐代诸家碑传、序文，考察李白系年诗文，证明李白应生于神龙初年（约705）卒于大历初年（约766），享年62岁。 【关键词】 李白 生卒年 李世训《记异》 孟子曰：“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吾人于“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伟大诗人李白亦当如此。然而恰恰在李白生卒年和出生地等关键事实上，偏偏出了问题。自北宋以及清代，李白生卒年一直流行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2岁说①，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享年64岁说②。这些说法因与李白集中存在宝应元年以后诗文的事实不符，故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对李白生卒年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不少研究否定了“宝应元年说”，认为李白应卒于宝应以后：李从军《李白卒年辨》提出李白应生于长安元年、卒于广德二年（764）、终年64岁；阎琦《李白卒年刍议》则认为生于长安元年、卒于广德元年、享年63岁。但这些说法仅解决了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的问题，对其生年却一仍其旧，这不仅与李华所撰《李君（白）墓志铭并序》（下称李华《铭》）说李白“年六十有二”不符，而且也无补于有关李白出生地问题的讨论。鉴于此，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又提出生于神龙二年（706）、卒于大历二年（767）、享年62岁说，却又缺乏坚实的证据。 上列诸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占有史料不充分、擅疑古书、误解古人的毛病。如“卒于宝应元年说”的共同不足，都是曲解李阳冰《草堂集序》（下称李阳冰《序》）原意，将“疾亟（病危）授简”的“疾亟”理解成“死亡”（或临死），将李白病中嘱托李阳冰编《草堂集》的时间说成是李白死亡之年。从文字本义上考察，“疾亟”只是病危的意思，本身并无“死亡”之义，据此而说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是不可靠的。由于“宝应元年说”将李白生卒年提前了，就与李阳冰《序》所说李白父亲“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指李白—引者）”的记载相矛盾，于是又擅自把“神龙”改为“神功”，甘冒“擅改古书”之大不韪！ “宝应以后”诸说，虽不再误解李阳冰《序》“疾亟”之意，并对李白宝应后诗文进行了重新论定，但是在李白生年上仍沿袭了长安元年说（《林文》除外），于是将李白的享年增加了数岁。殊不知这个“生年”正是在他们已经否定了的“宝应元年卒说”的基础上逆推出来的。基础既然已经被自己否定，怎么还能相信据此而推得的“生年”呢？况且诸说在论证时，凡遇与自己立说相矛盾的，就毫不犹豫地指为“伪作”，如指李华《铭》为“伪作”，或者指《铭》为“残文”，或肯定《铭》不伪，也否定了“宝应元年说”，但又怀疑李白《自荐表》为“假托”，却又提不出任何可靠的证据。凡此种种，都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李、阎二文虽持“宝应以后说”，却又受清人王琦“生于长安元年说” 误导，不顾李华《铭》“年六十有二”的明文，擅增李白享年。他们虽然志在求真，但却存在擅疑古书、妄改古志的做法，实不可取！ 与此相联系的是，由于误定李白生年，有的学人遂以为李白父亲“神龙初”潜回四川时，李白已经五岁，故李白出生不在蜀中。于是李白生于何处也成了问题，遂有生于“西域说”、“中亚碎叶说”。更有甚者，连李白的族属是否为汉人也有问题，于是有李白为“胡人说”。此等皆由曲解李白的生卒史料所致。这种靠窜改史料、怀疑传世文献建立起来的种种“新说”，自然是靠不住的，其方法也是不可取的。 一、李白纪年史料分析 关于李白生活下限的资料，目前所知至少有六种： 一是收入《宗玄集·别录》中传为“唐元和戊戌（十三年）吴筠”所作的《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原序》：“元和中，（吴筠）游淮西，遇王师讨蔡贼吴元济，避辞，东之于岳，遇李谪仙，以斯术授予曰云云。”似乎李白至元和时期（806—820）仍在世。但是据权德舆有关吴筠的传文和集序，吴筠已于大历十三年（778）去世，何得至元和十三年作序？且此说与李白诗文无一印证，显见该《序》非吴筠所作。 二是伪托柳宗元所作的《龙城录》：“退之（韩愈）尝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来，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龙城录》为宋人伪托之作，其说“元和初”仍见李白，与伪吴筠《序》同一伎俩。 三是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九：“白龟年，乐天子也。一日于嵩山东岩下遇李白，曰：‘吾与汝父皆仙矣。’出素书一轴授之，曰：‘读此可辨九天禽语。’”此语实出《广列仙传》，文字微异。龟年是白居易（772—864）之子，生活于晚唐，后李白“将百年”。龟年学仙得道，这里宣扬的也是学道成仙之事，诞妄不足信。 四是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二：“东坡先生在岭南，言元祐中有见李白酒肆中，诵其近诗云云。”赵令畤与苏轼皆北宋人，说元祐中（1086—1094 ）还见过李白，其荒诞一望而知。 五是李阳冰《草堂诗集序》：“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末简署曰：“時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13] 如前所述，“疾亟”仅表示病重，并不能据此而定其死卒。 六是李士训《记异》：“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桼拾贰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这则记录首见于五代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所引，宋朱长文《墨池编》、清倪涛《六艺之一录》等书亦有转录。它表明李白至迟至大历初仍在人世。在以上六则中，这是有关李白生活下限最为真实的记录，但却长期被研究者忽略。考察李白生平行事，本当以唐人所撰碑传为主，但是由于这些碑传被后人怀疑篡改，因此，这些本来是第一手的可信资料，反倒有待于其他资料来印证了，李士训《记异》给我们提供了这一可能。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李白集自北宋以来就载有唐人所撰“两序”、“四碑”：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下称魏颢《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下称刘全白《碣》）、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下称范传正《碑》）、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下称裴敬《碑》）。这些作者不仅都是唐人，而且都与李白同时或有旧，所言自然有据。在他们的文字中，对李白生平事迹已经有了很完整的介绍，而且也与李士训《记异》彼此吻合。只要我们稍加清理，就不难发现李白生卒的真实时间。 李阳冰《序》说：“李白字太白，……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范传正《碑》也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都明白地告诉我们，李白系其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后所生。正因为如此，魏颢《序》也才肯定地说：“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已经明白地将其出生地定在蜀中了。 至于李白生活下限，魏颢《序》说：“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白未绝笔，吾其再刊。”上元末在宝应前一年，这个年号只一年。魏颢说他“沉吟累年”才作序，至少应在两年以上，也就是说其作序时已经进入宝应二年以后甚或广德年间了。此时魏颢还说“白未绝笔”，则李白当时尚在人世。李白之不卒于宝应元年由此可知。明胡震亨《唐音癸籖》记有“《李太白集》，其（李白）存日，魏颢有编”云云，胡氏也知道魏颢编《集》制《序》时，李白仍然活在人世。以上《序》、《碑》、《碣》既互相印证，亦与李士训《记异》所载李白大历初尚在人世若合符节。根据李华《铭》所说：“有唐高士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李白的卒年最早也应在大历初年（766左右），上溯62年，其生年则为神龙初年（705左右）。 李阳冰《序》、范传正《碑》都说李客“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后才生李白，故刘全白《碣》直称“（李）白，广汉人”，魏《序》亦说“（李白）身既生蜀”，乐史等《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列“唐李白字太白，蜀郡人”，又记“绵州彰明县”有“李白碑”。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九亦于“彰明縣”载：“有唐李白碑。白之先世，尝流巂州，其后内移，白生于此县。”其后杨慎、李调元、《四库》馆臣⑥等历代学人，亦皆以李白为蜀人。 二、李白纪年诗文考察 如果说唐人诸家碑序及《记异》等都还是他人记录，尚难成定论的话，我们还可从李白部分纪年诗文中，寻找其若干内证。 李白一生行踪无定，其诗汪洋肆恣，很少有明显的时间、地点概念。明胡震亨《唐音癸籖》即叹：“太白诗闲适游览居多，罕及时事，安能如杜诗一一得其岁月次第之？”胡应麟也说：“古今诗人出处，未有如太白之难定者。”因此一生研究李白的清人王琦，在《李太白年谱》后记中感慨道：“太白事迹，多无实在年月可考！李阳冰、魏颢编《草堂集》（或《李翰林集》）时，李白尚在人世，其诗文的排列也许还有先后次序可言。及至北宋曾巩改编李集，乃使李、魏篇次，尽失旧貌。今天要在扰乱后的李白诗文集中考定系年先后，特别是要在因曾巩误解而蓄意篡乱的次序下来做这件工作，就更难乎其难了。 李白集中有一部分自记年岁的诗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与韩荆州书》“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赠张相镐》“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感兴之五》“十五学游仙，仙游未曾歇”。这里的5、10、15、30岁，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背景作坐标，很难遽然定出确年。 对其《与韩荆州书》和《赠张相镐》所言“十五岁”，王琦的《年谱》及安旗、阎琦《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简谱》，均定于开元三年（715）。 而将“遍干诸侯”的“诸侯”，定为谒见苏颋，时间在开元八年，然而根据诸人系年，这时李白已经20岁，又非“十五”矣。其中必有一误。苏颋来蜀有准确的时间：《旧唐书·苏颋传》：“开元八年，颋除礼部尚书，罢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事。”李白于此时谒见苏颋本来没错，但说他已经20岁却是错的。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自记其事说：路中投刺，颋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这是其“遍干诸侯”中的一次。另据阎琦等考证，开元七年，“宋理应奏请除李邕为渝州刺史”，李白亦尝“游渝州，谒李邕，作《上李邕》诗”。这是其“遍干诸侯”的又一次。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又云：“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白及赵蕤）以有道。”其“遍干诸侯”也许还包括“广汉太守”在内。问题是此时李白到底多大年纪？如果依长安元年生说，此时李白已20岁，不合“十五遍干诸侯”之自道；而依神龙元年生说，则此时年方十五六岁，与其自道基本吻合。再则，如果李白此时已经20，年已弱冠，礼为“成人”，而苏颋还以“此子”、“未成”称之，岂不轻慢小看了他？正是得苏颋的勉励和期望，李白才发奋“观奇书”、“学神仙”，最后实现了“作赋凌相如”的志向！因此，我们倾向后一说。 关于李白所作何赋可以“凌相如”的问题，或说是《明堂赋》，或说是《拟恨赋》，或说是《大猎赋》，迄今未有定论。王琦《年谱》“开元元年”条：“旧谱（按即《薛谱》）：开元元年十月甲辰，帝猎渭川，有《大猎赋》。按，《赋序》但云‘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而不书年分。考《通鉴》，先天元年十月癸卯，上幸新丰，猎于山之下。开元元年十月甲辰，猎于渭川。八年十月壬午，畋于下邽。十月而猎于秦地，凡三见。旧谱竟属之癸丑岁者，大约以太白生于圣历二年，至是合十有五岁，因‘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一诗，而附会其说。若以太白生自长安元年数之，至是始十三岁耳，恐未是。”在开元三年又注：“岂所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者，即是《明堂》一赋欤？”《薛谱》说李白“作赋凌相如”之赋即《大猎赋》，而系于开元元年，固然不妥；王琦《年谱》说是《明堂赋》，并系之于开元三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安旗等于《拟恨赋》按：“白《赠相镐》诗尝云：‘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白三拟《文选》或即在此时。姑系于开元三年。”将其定为《拟恨赋》，也未见得正确。我们姑且放开李白的生年不说，单就李白自负的“凌相如”的赋而言，《明堂》、《恨赋》二说显然不通。因为相如赋只有《子虚赋》给李白留下的印象最深，他所要“凌”而上之的，当然也就非此莫属了。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子虚赋》所赋即为大猎之事，《薛谱》定为《大猎赋》是有见地的，可惜他囿于“生于圣历二年说”，系此赋于开元元年却是有问题的。詹鍈《李太白诗系年》驳云：“按赋中自称‘臣’，则当为上于君王者。且赋中所铺叙者亦每有实事可据，非尽出于想象。开元初年，太白尚在蜀中，安得而出此？”所驳有理。只惜詹氏也没有推出作赋的正确年代，他根据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昔献长杨赋，天开雨云欢”、《秋夜独坐怀故山》“夸胡新赋作，谏猎短书成”，认为李白向玄宗“所献者即此赋（《大猎赋》）”，将其定在天宝初，但却缺乏玄宗是年大猎的必要证据。综考各种史料，我们认为李白“作赋凌相如”的赋应是《大猎赋》，时间应在开元八九年。据李阳冰《序》、李华《志》、李士训《记》，开元八年李白恰好15岁。他在干谒苏颋时受到“以相如比肩”的激励，于是泛观奇书，一改“风力未至”的旧观，越一年而有凌跨相如《子虚赋》的《大猎》之作，这在时间上是合理的。再从作赋动机和赋的内容上看，《大猎赋序》明说：“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臣谓语其略，窃或褊其用心。《子虚》所言，楚国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大半，齐徒吞其八九，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非诸侯禁淫述职之义也。”又说：“迨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明白无隐地表达了他对扬雄、相如狩猎赋的不满，也表现出了他欲凌相如、跨扬雄的豪气。与此种志气相配的，只有《大猎赋》可以方之。区区《明堂赋》之言祀典，《拟恨赋》之抒私情，何可以凌相如？据《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长春宫。壬午，畋于下邦。”是年，玄宗正好有下邽之猎，下邽乃秦旧地，与《大猎赋序》所言“孟冬十月大猎於秦”的物事正合。 所谓“十五读奇书”，或许与他师从赵蕤习道家方书有关。李白自叙：“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踪城市。”（《上安州裴长史书》）《唐诗纪事》卷一八引《彰明遗事》：“太白……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李白《感兴》说：“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与此正好彼此印证。如果说《上安州裴长史书》“十岁观百家”、《新唐书》本传“十岁通诗书”，所读乃是儒家“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的话，那么他师从赵蕤后，即超越诗书而泛观博览，对“神仙”类的“奇书”爱好有加了。从上述的时间（开元八年，年15）、事件（苏颋勉以“广学”，师从赵蕤“学神仙”“读奇书”，玄宗畋于下邽）、文章（《大猎赋序》小相如、藐扬雄，大猎于秦）上，三证齐全，其为开元八九年所作之《大猎赋》亦可定矣。既然开元八年李白才15岁，其不生于长安元年亦可知矣。 至于“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之“三十”又在何时呢？王琦《年谱》将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系在开元十八年，而将《与韩荆州书》定在“庚午以后甲戌以前四年中之作”。同是称“三十”，前后系年竟相差四年之久！这反映出王氏的生卒说之严重不足。如果按王氏所定生年，开元十八年李白正好30岁，尚可称“迄于今三十春”。然而，李白《与韩荆州书》却不可能作于本年。《新唐书·韩朝宗传》载：“累迁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据《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八年六月韩朝宗尚与范安在洛阳治理瀍、洛二水；《通鉴考异》卷一三开元十八年闰六月引《唐实录》：“以太子少保陆象先兼荆州长史”，该年荆州长史还是陆象先，韩朝宗不可能有“荆州”之称，李白上书必在其后。故詹鍈先生认为：“朝宗之为荆州长史必在开元十八年以后。”据张九龄《曲江集》卷七《贬韩朝宗洪州刺史制》：“朝请大夫、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采访处置等使、上柱国、长山县开国伯韩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条察。”李白《忆襄阳旧游赠济阴马少府巨》：“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为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知韩朝宗之为襄州刺史后，仍兼荆州长史，李白见朝宗也在襄州即襄阳。《唐大诏令集》卷一○○有张九龄所拟《置十道采访使勅》，末署“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这是唐置十道采访使的具体时间，那么韩朝宗之以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采访使等职，就只能在这以后，李白上书最早也只能在该年。据王琦所定，此时李白已经34岁，与“三十”之说又异。如果以神龙元年为李白生年，该年正好30岁；神龙二年为生年，则此时29岁，其称“三十成文章”也好，说“迄于今三十春”也好，都是可以的。李白《上书裴长史》自云，从蜀中出游“已经十年”，到安陆入赘于许丞相家也“至移三霜”，则其“杖剑去国”在20岁（学人每谓李白25岁出蜀，盖以长安元年为“生年”算起），而娶妻许氏时二十六七岁。如依王说，李白20在蜀中才见过苏颋，苏方勉其“广之以学”，期以“比肩相如”，李白却不管不顾置诸脑后，毅然“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岂非大不近人情矣乎？15岁是其在蜀中“遍干诸侯”的时期，而30则是其在安陆“历抵卿相”的时期，这两年在李白人生旅途上都具有转折作用。15岁“遍干”地方长官，给人的印象是“风力未就”、“学之不广”，于是他从所习的儒家诗书、百家诸子，转而广习神仙、道术；志趣则从先前的爱儒冠改而爱神仙了。30岁“历抵”朝中卿相的结果，是“一经品题，便为佳士”，即刻出安陆而游北方，转山东而入长安，终为翰林供奉；志趣也从先前“酒隐”改而关注庙堂。故这两年常常见于李白的诗文。李白还有《安陸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诗》“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门有车马客诗》“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诗》“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诸诗，恐怕都是这前后所作。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因为该表明确说他-想象作文时“年五十有七”，明确了该文的撰作年代，对弄清李白的生卒问题具有重要帮助。可惜，从前在李白疑年考辨时，围绕该文却形成了循环论证的怪圈：一方面将撰文时间直接定在至德二年（757），从而推出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卒于宝应元年，享年62岁”之说。另一方面，又说李白既然生于长安元年，《自荐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那就理所当然应该作于至德二年了。王琦《年谱》：“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安旗等《李白简谱》同之。如此循环论证，互为前提，其逻辑混乱是非常明显的。近年来，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该文的系年问题，或改系在宝应元年；或系在乾元三年。惜均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论证尚待深入。为了便于对该文系年作出详细分析，有必要将该文重要部分引录如下：“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闲居制作，言盈数万。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伏惟陛下大明广运，至道无偏，收其希世之英，以为清朝之宝。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来。君臣离合，亦各有数。岂使此人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传曰：举逸人而天下归心。伏惟陛下回太阳之高辉，流覆盆之下照。特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 要明确该文的作年，首先必须弄清楚李白下狱次数的问题。曾巩《李太白集后序》称只有一次：“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并批评《新唐书》“又称白流夜郎还浔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盖史误也”。王琦亦从之，其《年谱》将李白下狱记为一次，但此说却与诸多史事不符。李白因从永王璘下狱，自言“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宋若思）推覆清雪，寻经奏闻”，“前后”二字表明曾两次下狱；魏颢《序》说：“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罪不至此，屡经昭洗。”既是“屡经昭洗”，就不止一次。因此《新唐书》本传分两次叙述之：“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可见李白之系狱有前后两次。 第一次在彭泽。永王兵败，李白被逮，当诛，得郭子仪、崔涣解之，遂减死罪为流罪。时在至德二年。李白有《狱中上崔相涣》可证：“胡马渡洛水，血流征战场。……贤相燮元气，再欣海县康。……羽翼三元圣，发辉两太阳。应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杨齐贤注：“三元圣，玄宗、肃宗、广平王是代宗。两太阳，玄宗、肃宗”。故知此诗乃初陷狱时所作。第二次陷狱则在浔阳。乾元元年（758 ）李白流放夜郎，有明确时间记载。流放三年，会赦还浔阳，又因事系狱。此次得宋若思解救。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隅。……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此诗作于上元二年（761），诗中所谓“赴河南”，即上元二年调兵积集，参加次年的洛阳会战，此役直接决定了史朝义的失败，当时天下形势已然分晓，故诗曰“行当剪”、“立可诛”。次年即宝应元年，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崩殂，代宗即位。代宗与永王没有直接矛盾，李白“从逆”之事得以淡化从轻发落，宋中丞也才敢于疏荐李白。如果换在至德二年，肃宗即位伊始，永王璘反叛，政局未稳，其时宋中丞若对“从逆”的李白不诛反荐，岂不犯了大忌！因此将《自荐表》系于至德二年，于时、于理都是不合适的。正因为上元末年以来李白罪名得到清雪，其诗文也才在民间公开传播，也才有人编集流行。魏颢《序》称“上元末偶然得之”，其实并非“偶然”，而是事有必致，理有固然。宝应元年李白付予李阳冰的“草稿万卷”，据李阳冰《序》亦“得之他人”，都表明李白诗文在当时民间已广为传诵。所有这些，都是李白罪名得到洗雪的反映。魏《序》用“否极则泰”、“用之有时”来形容之，岂徒然哉！由此看来，李白系狱有前、后两次，在时间上一在至德二年、一在宝应元年，地点上一在彭泽、一在浔阳，人物上一为崔涣所解、一为宋若思所释，显然各系一次，不是一回事。《新唐书》分述于两次，《自荐表》称“前后推覆清雪”，魏《序》说“屡经洗雪”，都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自荐表》有“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来。君臣离合，亦各有数”之语。李白曾在玄宗朝作过官，不可能用“商山四皓”来比喻他与玄宗的关系，否则岂不自相矛盾！只有肃宗朝李白一直未仕，才堪称“不起”；及至代宗即位，才可以用惠帝召四皓的故事来比拟之，从而起到激励代宗效法汉惠招贤的作用。 其三，《自荐表》希望“特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刘全白《碣》有“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范传正《碑》也说：“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两者事迹相连，应有前后的因果关系。如果李白无人推荐，忙于收拾内争的小皇帝恐怕早已将李白忘却了，怎有无缘之授？更不能理解是，李白如果早在四年前已卒，代宗初政尚授其官职，固无是理！ 李白与宋若思相关的诗文，尚有《为宋中丞祭九江文》、《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等篇。《祭九江文》有“今万乘蒙尘”语，尚可说是玄宗、肃宗尚在流离中的至德时期。其《请都金陵表》有“皇朝百五十年”之语，唐自武德元年至上元二年为144年，至宝应元年则为145年，都可称150年。若是至德二年仅140年，断不可称150年的。足证宝应元年前后李白和宋若思确实在一起。李、宋关系非同一般，李代之上表建议迁都，宋则上表推荐其人，互相帮助，完全合情合理。 立足李白《自荐表》内容，参稽史传有关李白两次下狱的记载，参核李白与宋若思唱酬诗文的相关时事，可证《自荐表》不作于至德二年，而应作于宝应元年，李白时年57。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好学剑，遍干诸侯”、“道谒苏颋”等，在开元八年左右；其“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制作不倦，迄今三十春”，则在开元二十二年；其《为宋中丞自荐表》作于宝应元年，都证明李白不生于长安元年，更何况圣历二年呢！ 三、李白宝应后诗文考述 我们说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还可以从李白作品中找到仍然保留的宝应以后诗文作为佐证。 据文献所载，在两宋和元初，李白集中本存有宝应以后诗文。惜自从北宋形成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观念后，凡遇宝应以后诗文皆被指为“伪作”，或径从删汰，不见踪迹；或加以曲解，重定系年，致使今日考辨起来非常困难。 据现今材料，怀疑李白现存诗文不可尽信是从苏轼开始的。应当承认，历史上的作家一旦成名，后世转相妄托者不乏其人，李白如此，就是杜甫、东坡也不例外。正是由于有此情况存在，人们在辨别伪作、剔除赝品时，常常又怀疑过勇，出现错杀错判，这在疑古考辨方法尚处于“观念至上”而缺乏科学鉴定方法的时候，更是在所难免。人们有意无意间将真正李白的作品误作赝品删汰了！元代萧士赟的态度就是明证，其《补李太白集序例》：“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惜其博而不能约，至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择其善者而存之。注所未尽者，以予所知附其后，混为一注。”序中提到的杨齐贤（字子见）是宋舂陵（今湖北枣阳）人，首注李诗，作有《李太白集注》，原书已经萧士赟删改，部分内容保存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杨齐贤与周敦颐同乡，曾为周作《年谱》，被誉为“记览极详博”；又曾官夔州路运司帐干，到过成都，他所增李白事迹、诗文，必得自蜀中乡人，他所作的李白诗注内容丰富。萧士赟继齐贤后对李诗作注，主要以杨注为基础，删节补充，特别是将杨所引“广德以后事”尽行汰除，并将他认为可疑的“移附卷末”。反之，杨氏既然要引“广德以后事”来注李白诗，说明他还看到过李白诗中尚存在含有广德以后史事的诗篇。萧氏却将它们尽行删去了！这样一来，李白广德以后诗就少之又少了。王琦《跋》称：“南丰曾氏（巩）序，谓太白诗存者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今萧本诗只九百八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数。”萧氏固守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不相信李白可能有宝应以后的诗文，因此不仅对杨注所引“广德以后事”大加删削，而且径直删去集中作“宝应以后语”的诗文，竟多达13篇。这样一来，不仅明确含有广德以后事实的诗文被“节文”了，而且注家用广德以后事来印证李白诗文背景（甚至本事）的内容也概从“驳正”了。正是带着这种错误的成见，经此改编，就使现今可见的《李白集》基本上吻合于“宝应元年说”了。 不过，如果仔细考察，李白宝应以后的作品也还会时时显露出来的。李从军突破前人旧说，从现存李白诗文中已经考订出了广德时期的诗作。他说：“李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如《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末段云“小子来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程”，这是李白自金陵赴当涂的诗，时令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既然李白至当涂李阳冰处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李白就不可能卒于宝应元年”，原因很简单，李白集还有一首在当涂作的“九日诗”——《九日龙山饮》：“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龙山在当涂南十里，此诗作于当涂无疑。诗又自称“逐臣”，亦李白晚年光景。前人多以为此诗是李白从夜郎赦还当涂后作，既然李白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才至当涂，就不可能又在当年作“九日诗”，是必在宝应元年以后无疑。 李白《游谢氏山亭》：“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谢氏山亭在当涂青山之阳，《太平寰宇记》卷一○五：“谢公山（青山）在（宝应）县东三十五里。齐宣城太守谢脁筑室及池于山南，其宅阶址见存，路南砖井二口。天宝十二年改名谢公山。”陆游《入蜀记》卷三：“青山南有谢玄晖故宅基。……庵前有小池，曰谢公池。”其“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皆初春景物。李白既以宝应元年冬间病中投奔当涂令李阳冰，则其在当涂所作“春诗”至少就应是来年的春天才有可能。其头年“疾亟”并未即死，于此可知。诗说“再欢天地清”，指最终平定安史之乱，《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正月，“朝义穷蹙，缢于林中，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史朝义自缢正在广德元年春天。时（春天）、地（当涂）、事（平安史之乱）都相吻合，可见其作于广德元年无疑。 此外，李白尚有《草书歌行》一篇，注家多以为伪作，而今看来则未必。诗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怀素是当时知名书僧，李白与之有过从并赠诗。诗中“湖南七郡凡几家”一语，曾被用以判其非李白所作之铁证。詹鍈《李白诗论丛》：“按《新唐书》方镇表，广德二年置湖南节度使。……太白卒于宝应元年，而此诗中已有湖南七郡之称，亦至可疑。”上面已证明李白在宝应元年并没有死去， 那么他看到广德二年湖南置郡就不是什么稀罕之事了。诗说“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当是广德二年秋，怀素来当涂作客时李白所作。 阎琦也对李诗中宝应以后作品进行了考述，认为“宝应元年秋末，李白告别金陵往当涂，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本年初冬至当涂，作《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本年十一月乙酉（初十），李阳冰作《草堂集序》。这是符合当时史实，又符合两诗一序的实际的。”既然李白到当涂的时间较旧说“推后一年，李白卒年便不在宝应元年。因为李白有两首写于当涂的重阳赏菊诗”，一首为《九日龙山饮》，已见上述，另一首即《九月十日即事》，诗云：“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龙山宴集是晋以来的习俗，《元和郡县志》卷二九：“龙山在（当涂）县东南十二里，桓温尝与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不仅九月九日登山宴集，而且当地还有九日后一日重举九日宴事之习。《岁时广记》卷三五：“都城士庶，多于重九后一日再集宴赏，号小重阳。”则后诗在前诗次日所作可知，地点皆在当涂。其系年时间，阎文则与李文同系广德元年。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专门编有“广德元年（即宝应二年）卷”，有诗12首：《游谢氏山亭》、《田园言怀》、《览镜书怀》、《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宣城见杜鹃花》、《哭宣城善酿纪叟》、《宣城哭蒋征君》、《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笑歌行》、《悲歌行》、《临路歌》。以为都作于广德元年的春、秋两季。除“九日诗”二首、《游谢氏山亭》已如上述外，安氏还系有“宣城诗”三首。据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载：“（白）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当涂青山下。”说明李白后来实卒于宣城，而归葬于当涂。三首“宣城诗”当亦白晚年卒前之作。《宣城见杜鹃花》曰：“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从格调看当作于晚年思乡之时；从时令看当作于春天。李白既在广德元年病愈初起有诗作于当涂，久病初愈之人是否能奔走数百里的两地之间，还频繁作诗，却是成问题的。故其“宣城诗”有可能分作于广德元年以后各年，安书同系在一年似不精确。 综上可知，在宝应元年后，李白至少有一个春天、一个秋天尚在当涂作诗，有一个春天在宣城作诗，虽然它们是否都作于广德元年或二年（或永泰元、二年），一时尚难确定，但是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李白宝应元年并未即卒的直接证据，足破李白“宝应元年卒说”之谬。特别是《怀素草书歌行》明确提到广德二年才有的行政区划，更是李白至广德二年以后仍然存世的铁证。以上是我们在萧士赟删除之余尚可看到的宝应以后诗文，至于其他杨齐贤所引“广德以后事”来注解李诗和李诗本来带有“广德以后事”的篇章，应该还有一些，可惜都被萧氏尽行删弃了，否则我们会有更多证据来解答李白的生死之谜。 欲求李白之生卒年，当以其同时代人之记载为准，李阳冰《序》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铭》所言李白之享寿，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活动之下限，皆当时人记当时事，为我们清楚地记录了李白生活的时段。根据以上信史，参证其他记载，特别是与李白诗文中的纪年资料、宝应以后的诸篇诗作，证明李白生年应在神龙初年，享年62岁，其卒最早也应在大历初年。从前学人惑于“卒于宝应元年说”，不重视上述史料，或视而无睹，或无端怀疑，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把李白卒年定在大历初年，不仅李阳冰《序》、李华《铭》、李士训《记异》等三条信史可以互相印证，而且通过对李白其他生平事迹之考索、诗文之系年，使许多困惑于“宝应元年说”而造成的矛盾现象，于此得到合理回答。同时，对李白“卒于大历初”的重新考订，使李白集中一度被疑伪的宝应以后诗文也得到了重新肯定。大有生卒一定，诸事皆顺之效。然而此案积冤既久，倏尔翻案，难免不周。其有错谬之处，尚请识者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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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2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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