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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诗歌对南朝文风的继承与革新 【内容提要】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但唐诗真正的繁荣却出现在唐王朝建立近百年之后的盛唐。初唐时期的诗坛基本上沿袭了齐梁文风，“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卷），对唐诗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经过几代诗人的不懈探索，无论从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探索上都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粗陋趋向完善。显然，这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蜕变的过程。 【关健词】初唐诗歌 南朝文风 继承 革新 一、概述 唐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辉煌、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唐代文学的繁荣，表现在诗歌、散文、传奇、词的全面发展上。但是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它有一代文学之称誉。唐代诗歌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这也是整个唐代文学的一般划分。 初唐文学是唐代文学走向兴盛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最主要的文学样式是诗歌,而唐代文学中的其它样式大致上都在此之后发展起来的。从整体上说，初唐文学是对南北朝文学的延续和翻新，而之间的隋代文学则只是初唐文学的前奏。一般的文学史都认为，初唐大致是指从唐初到唐玄宗先天时期（公元618-712年）。 总体看来，初唐诗歌受南朝齐梁诗风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初唐前期包括之前的整个隋代文学。贞观时期聚集在唐太宗周围的宫廷诗人虞世南、李百药等，他们的创作日趋宫廷化、贵族化，多是奉和应制之作，琢磨技巧，雕饰辞藻，齐梁积习影响颇深。“上官体”的出现，成为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典范。初唐后期诗歌也没有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但出现了新的转机。“四杰”的创作开创了不同于宫廷诗人的新诗风，在内容题材、审美追求和风格上都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转变。“文章四友”、“沈宋”虽也都以宫廷诗人的身份出现，但对律诗的定型和成熟作出了很大贡献。陈子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转变唐代诗风的重要人物，他极力反对齐梁诗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和风雅的兴寄传统，并且实践了这个主张。总而言之，初唐诗歌显示出了传承和新变的特点。 二、在浮糜的天空下徘徊 从隋代开始到初唐前期,南朝文风对这一时期的影响相对于初唐后期来说是比较深刻和广泛的,在这一特殊的阶段, “江左余风”成为了文学发展的主流,他们不自觉地承袭了南朝遗风的传统。面对风靡的形势，当时的统治者对南朝浮华繁缛的文风在政治上进行了干预，特别是在贞观时期，作为一位英明的开国皇帝唐太宗深深地懂得“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帝京篇十首•序》)的道理，贞观重臣也都很重视“文之为用”，可以“经纬天地”、“匡主和民”(魏征《隋书•文学传序》)的作用；同时，他们都牢记梁、陈、隋几代君主“偏尚淫丽之文”、“无救乱亡之祸”(《陈书•后主本纪》)的深刻教训，因此都把革除浮靡文风看作革新政治的一项内容。但是一直以来禁而不绝。隋文帝下诏禁文体浮华，而其长子杨勇“解作词赋”，令人注《庾信集》；次子杨广即隋炀帝，更以尊崇江南文化著称，他“善属文”，为庾信体，又广致江南文士为宾友。作为唐朝统治者的李世民，同样仰慕南朝文化，广纳江南文人，诗文则效徐、庾体。值得注意的是，隋朝大臣李谔上疏痛诋江左文体，以至说庾信为词赋罪人；魏征、令狐德棻在《史臣论》中大力指责梁、陈文学误国害政，但今日看来他们的诗文，也依然是排偶对句，诗句华丽饰藻。 在贞观时期，诗坛上最活跃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身边的北方文士和南朝文人。北方文士以关陇士人为主，他们主张儒家祟古尚质的诗教说，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判的态度；但没有因此而否定文学的声辞之美，从而为唐诗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余地。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里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清绮则文过其意，文华者宜于咏歌”。这里所说的“贵于清绮”，主要是对追求声律辞藻的南朝诗风的概括，偏重于诗的声辞之美而言，宜于歌咏是它的优势，缘情绮靡而流于轻艳纤弱则是它的不足。这其实也是当时文人对于盛行文风的一种自觉普遍的认识。唐长孺教授指出，“唐初人习用南朝骈骊文格调，这不一定是有意蹈袭，而是习之读之甚熟，随之唾口而出，这就是一代文风”。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唐初诗歌的创作，主要是以唐太宗以及其身边的官僚为中心展开的，刚开始他们多作述怀言志或咏史之诗，刚健而质朴；但是贞观时期诗风有很大转变，主要是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沿袭。在太宗的诗里，常常是诗句华丽，比如他作于贞观四年的《经破薛举战地》诗，“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有一种豪迈的气概，但诗中“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一联，明显带有六朝雕琢辞藻的痕迹。他的很多诗，如《采芙蓉》、《咏雨》、《咏雪》等，完全是南朝的格调。杨师道和李百药是北方的文人，早年作诗却善于吸收南朝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后来他们成为唐太宗重用的宫廷诗人，把诗作为唱和应酬的工具而不断雕琢表现技巧，诗歌大多是奉和应制之作，在声律辞藻的运用方面日趋精妙，在风格趣味方面己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了，显然他们继承了齐、梁的创作风格和文学传统。 贞观诗风的宫廷化倾向是受南朝文学的影响的结果。唐太宗是个爱好文艺的君主，现存的太宗诗里，感时应景、吟咏风月的多达五十徐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虞世南等入所编的《北堂书钞》、《文思博要》和《艺文类聚》等类书，成为宫廷诗人的作诗工具，以便于应制咏物时增添辞藻和事典，把诗写得华美典雅。这原为南朝文人作诗的积习，在虞世南和许敬宗等人的创作中均有所反映。尤其是许敬宗的诗，对仗虽工而流于雕琢，文彩虽丽而无生气，缺乏美的情思意味，这正是南朝文风华而不实的典型的体现。 在唐太宗贞观后期，诗坛出现了一位重要诗人上官仪，形成一种流行诗风“上官体”。上官仪在贞观初年时进士及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官至三品西台侍郎，地位很高，名躁一时。同时，在当时他的文学影响是非常大的。《旧唐书•本传》说：上官仪“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在他的作品里，有不少通过精妙对法来写景传神的佳句，如《奉和秋日即目应制》：“落叶飘蝉影，平流写雁行。”《人朝洛堤步月》：“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缘情体物，密附婉转而绮错成文，音响清越，韵度飘扬，有天然媚美之致。体现了一种较为活泼向上的创作心态和雍容雅丽的气度，成为当时宫廷诗人创作卓越典范。 在诗体创新方面上官仪发挥着先驱者的作用，他以高度纯熟的表现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和内容还局限于宫廷诗歌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并未摆脱南朝浮夸华丽的文学痕迹，缺乏慷慨激情和刚健之气。由于宫廷诗人大多功成名就，生活接触面也比较狭窄，没有多大的思想内涵。所以初唐诗风的变革是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一般士人来承担和完成的。 三、沿袭与革新并存，但开拓成为一种潮流 初唐诗歌对南朝浮华靡丽文风的转变主要是从王绩和有“四杰”之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开始的，他们所起的是先驱者的作用。 在贞观诗坛上，王绩的诗能拔俗自树。王绩无意于官场，性好隐居。其诗一部分抨击现实、谴责战乱，一部分抒闲适发激愤。尤其是后一部分诗，追慕阮、陶，在抒发旷放自适的情趣的同时，流露了愤世嫉俗的心情。尤其他的传世名作《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悠闲自适中带了些许感伤，上承陶渊明，下启王、孟山水田园一派，为唐诗“淡远”一派开了先河，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从思想到艺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绩又勇于尝试新诗体，他的《野望》已是一首成熟的五律。所以沈德潜说：“五律前此失严者多，应以此章为首。”(《唐诗别裁》)这对于促进五律的发展，自然是有重要作用的。他的诗歌创作，以其冷眼旁观世事而化解心中不平的方式，创造出了一种宁静淡泊而又淳朴自然的诗歌境界。这种平淡自然的隐逸诗风，是易代之际都会有的,但它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整个诗坛的创作走向。在当时，真正能反映社会中下层一般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的 “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 “四杰”诗风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讲究对偶和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不免有雕琢繁缛之病。但唐代前期总体的诗风如此，“文章承徐、庾遗风，天下祖尚”，作为文坛新秀的他们也不自觉地受到了“江左余风”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六朝”风气的承袭,这是时代因素使然。但总的来说，他们都以自己实际努力影响了初唐诗坛，对扭转浮夸诗风来说是功不可没的。 王勃认识到社会文风之弊，有改革文风的强烈愿望。在他的《上吏部裴侍郎启》里表明了王勃鲜明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的责任应该是“甄明大义，矫正末流”，可惜从屈宋以来，文学就走上了一条淫丽之路，影响了社会的衰微。所以他对浮艳之风严加斥贡，意欲革之而后快。他的诗歌创作，初步实践了他诗歌革新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他擅长五律和五绝，《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一首五律。这首诗的主要艺术特色是朴实无华，不堆砌词藻和典故，只是用质朴的语言抒写壮阔的胸襟。 杨炯和王勃对当时文风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反对浮艳轻薄的文风。他在《王勃集序》中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琢。蹂之以金王龙风，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强调作诗要有刚健骨气，这是针对争构纤微的上官体的流弊而言的，这是当时诗风变革的关键，也是以“四杰”为代表的一般士人的诗风与宫廷诗风的不同所在。杨炯今存诗30余首，全是五言，他的主要贡献是在五律方而，他用五律写的边塞诗也很有气魄。如《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样慷慨激昂的歌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风格上，为盛唐边塞诗开了先河。 卢照邻今存诗九十六首，以七言歌行为主。《长安古意》是一首宫体诗，但它却标志着宫体诗的转变，它把宫体诗由宫廷带向市井。此诗感情浓烈，笔力雄健，辞藻华丽，声情并茂，的确是宏篇佳作。虽然词采的华丽繁茂、句式的偶对排比，犹存六朝余习，但内容的深厚丰富和气势的磅礴雄伟，却远非梁陈诗人能比拟的。 骆宾王一生命运坎坷，数蒙冤狱，二次从军出塞，最终因反对武氏政权而兵败亡命，不知所终。因此，在他的诗中，充满着报效君国的献身精神、对受欺凌的弱小者的同情精神以及深刻揭示现实黑暗的批判精神。如他的五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样的咏物诗，已达到了寄托遥深、形神兼备的高深境界。 “四杰”在初唐诗坛上的诗歌革新并不彻底，但给诗坛带来的新气象却功不可没。他们的作品从无聊的宫廷生活转向广阔的社会，从无病呻吟转向抒怀言志，从纤弱转向博大。正如明代胡应麟在《初唐书骆侍御传》里所说：“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诗文纤弱萎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二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对初唐“四杰”在诗风转变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高度而准确的评价。 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稍晚于“四杰”的一批重要的初唐诗人，代表人物是杜审言、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等，都是由进士科及第而先后受到朝廷重用的士人作家。他们入朝做官时写的那些分题赋咏和寓直酬唱之类的“台阁体”诗，虽在内容上与拟前的宫廷诗人的作品无太大差别，但在诗律和诗艺的研炼方面有很大进展，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贡献。 杜审言、李峤与苏味道、崔融并称“文章四友”，四人中杜审言最有诗才。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杜审言现存的二十八首五言律，除一首失粘外，其余完全符合近休诗的粘式律。他在五律方面的成就已超过杨炯，使五言律的创作首先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但五律的定型，是由宋之问和沈全期来完成的，他们稍晚于杜审言，因文才受到赏识而选人朝中做官，是武后时期有代表性的台阁诗人。置身宫禁而悠游卒岁的馆阁生活，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多限于应制酬唱和咏物、赠别，点缀升平，标榜风雅，难免有以词藻文饰贫乏的内容之弊，基本上还带着南朝的余音。 在当时，七言律写得较好的是沈佺期。他的成名作是写思妇的七律《古意赠补阙乔知之》，辞采华丽，声韵流转，粘连对仗的技巧很高。 但是，作为馆阁诗人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琢磨诗艺，于诗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说：“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这是最早有关“律诗”定名的记载，故沈、宋之称，也就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 总的来说，经过杜、李、宋、沈等人的不懈努力，在这一时期内，唐代近体诗的各种声律体式已定型，并出现了一批较为成功的作品。他们虽然在内容上没有对南朝诗歌有明显的突破，但从另一个角度——诗歌的艺术形式上开拓了全新的领域，为整个唐代最主要的诗歌形式——律诗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四、彻底而孤独地决裂，开启一代新风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真正对南朝文风有实质性的革新是从陈子昂开始的，也是由他来完成的,他是开启一代之风的先行者。陈子昂对诗歌的变革是借复古来实现的。 陈子昂是一位对唐诗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诗人，他于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永淳二年(683)中进士，因上谏疏直陈政事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擢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拾遗。作为在武后时期才登上诗坛而展露头角的诗人，陈子昂与沈、宋等人一样都是受到重用的文人，有着相同社会文化背景；然而，当沈、宋等馆阁诗人醉心于应制咏物、寻求诗律的新变时，他的诗歌创作却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要恢复南北朝以前古诗比兴言志的传统。这使他的诗呈现出与当时朝中流行的馆阁体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 他是初唐诗坛上第一个自觉地以恢复“汉魏风骨””为己任的诗人，他的诗作恢复了自《诗经》到汉魏以来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从内容和形式上摈弃了轻薄浮艳的齐梁宫体余风，为初唐诗风的整合和开创乃至盛唐诗歌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如：《感遇》(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无论从内容还是气骨上讲，都是崭新的。 他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曾经明确提出诗歌革新的主张。他以复占为革新，明确地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文风，主张直接继承建安风骨、正始之音。他提倡“兴寄”，就是提倡作诗要有感而发而不要无病呻吟，要有所寄托而不要空洞无物。 在其诗歌当中,有一部分是表现陈子昂豪情壮志的述怀言志之诗，作者将匡时济世的人生理想化为慷慨激昂的情感，具有昂扬向上的感情气势，在诗中蕴含着壮伟的情怀，展现出不甘平庸、积极进取的时代风貌。如《感遇》之三十五：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篙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公元697年他随武攸宜北征契丹的途中，由于建议未被采纳而抑郁激愤，因而登上蓟北城楼，有感于从前此地曾有过的君臣际遇的往事，他写了题为《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的组诗，在写这组诗的同时，他还写下了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于今古茫茫，天地悠悠的慨叹中，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悲歌中，回荡着目空一切的孤傲之气。而在这一己之悲中，蕴含着得风气之先的伟大孤独感，透露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与悲痛。 陈子昂作为一个诗人更为重要的贡献是，他提出了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美理想，要求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和词采的美结合起来，创造昂扬而优美的文学，他的这种诗歌主张为盛唐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是对南朝以来的诗歌创作风气的一次彻底变革。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影响了整个唐代，他对风骨和兴寄的追求，他提出的诗美理想，对于唐诗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已被后来唐代文学的发展所证实。陈子昂以他对唐诗发展独特的功绩，为“盛唐气象”的到来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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