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七夕诗“织女”形象及情感意蕴脞论

扬之水

汉魏六朝七夕诗“织女”形象及情感意蕴脞论

     七夕诗，指中国古典诗歌中以七夕为题或使用牛郎织女相关意象的诗歌。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记载牛女（即牛郎织女）星座的诗，如《小雅•大东》篇。纵观汉魏六朝诗歌，对于这一主题的表现更加广泛，也更加活跃，如《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一诗，已经将牛女形象作为爱情难遂的离别意象加以构画。从魏晋南北朝文人创作的诗歌来看，诗人对于这一主题的眷顾十分显著。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择录，以七夕为题、或咏叹牛女故事、或运用七夕典故的诗歌有近80首、其主题内容紧紧围绕牛女七夕相会、意象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为牛女、织女，尤以织女为多、反而谈化了牛郎形象。在文人的笔下，织女具有鲜明的形象特征：温柔、聪慧、勤劳、端庄、坚贞，其离情、思情、怨情、伤情在汉魂六朝七夕诗中多有呈现。

一

    牛郎织女的传说在民间已经流传两千多年、其形象最早在《诗经•小雅•大东》篇中出现:“维天有汉，鉴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此处的“牵牛”“织女”指自然界两颗星辰。古人在观测星宿时，在寄情美好愿望的基础上，产生出诸多联想，从而形成了牛郎织女传说。从相关资料来看，两汉时期是牛女神话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 如《汉书•天文志》言：“织女，天帝孙也。”又《后汉书•天文志》曰:“织女，天之真女。”《文选》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这些记载都具有明显的神话特征，可见，牛女故事在三国魏初时就已基本成型。作为人神的织女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被赋予了贤淑的定义：她与牛郎的相望相守，她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她被天汉阻隔的无奈，她对七夕相会的苦涩期盼，诸此形象特征充分体现在汉末《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诗中：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此诗凄婉动人，借牛郎织女的悲戚爱情抒发思妇游子的离别之苦，以景蕴情，情景交融，无论诗歌情感内容的表现还是艺术手法都臻于完美，从而奠定了优美而哀伤的情感基调，而这一基调恰恰也是汉魏六朝七夕诗的主流情调，正如清代陈祚明所论：“远而不相知，不若近而不相得之悲更切也。人惟有情而不能语，故咏叹以传之。近矣可以传矣，而不能传，于是吁嗟太息，宛转而陈，其词乃愈哀也。”所谓婉转怅情，正是此诗动人之处。

    在魏晋南北朝七夕诗中，织女形象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她是真善美的结合体，是生活中美好形象的化身，她聪慧而温柔，勤劳而贤淑，纯洁而坚贞。如曹丕《燕歌行》描写深夜微吟的思妇时，以“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来表现闺中思妇对亲人相聚的期盼以及此愿不遂的哀伤。两晋七夕诗在描绘织女形象时侧重于外在形象的展示，诗中的织女不是作为单纯的思妇形象而存在，而是具有神仙与凡人的双重身份。诗人通过想象描绘织女的服饰，如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

织女思北沚，牵牛叹南阳。时来嘉庆集，整驾巾玉箱。

琼佩垂藻蕤，雾裾结云裳。金翠耀华辎，軿辕散流芳。

释辔紫微庭，解衿碧琳堂。

    此处描绘的是贵族妇女形态的仙人织女。而王鉴《七夕观织女诗》则主要借助于神仙境界来展示织女的生活状态:“赫奕玄门开，飞阁郁嵯峨。隐隐驱千乘，阗阗越星河。六龙奋瑶辔，文螭负琼车。火丹秉瑰烛，素女执琼华。”这种形象主要与两晋玄学影响下游仙题材的盛行有关。两晋七夕诗塑造织女形象较成功、能够承继《迢迢牵牛星》与《燕歌行》思妇文本的是陆机《拟迢迢牵牛星》诗，在咏叹牛女的基础之上，着力渲染了二者聚少离多的哀伤与悲愁，其曰:

昭昭清汉晖，粲粲光天步。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

华容一何冶，挥手如振素。怨彼河无梁，悲此年岁暮。

跂彼无良缘，睆焉不得度。引领望大川，双涕如霑露。

    此诗借助于牛郎的独特视角来展现织女的形态：华容艳丽，举手如玉，牛郎与之相聚于一稔之短，相望于一年之长。怨情、悲情俱现，引领相望、泣涕如雨是二者相聚相离之后共同的结局，此诗揭示了牛郎织女无奈分离的痛苦与惆怅。

    从诗歌内容表现来看，南朝诗歌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迢迢牵牛星》所开创的爱情主题及伤感情调，织女作为思妇文本的主角，其形象特征得到了多元化的呈现：相思之痛楚、思念之徘徊、爱情之执著、相会之欢愉、分离之无奈。与一般思妇诗、怨妇诗、弃妇诗等女性题材作品不同的是，七夕诗中的织女一直温婉如初，对爱情坚定不移，没有丝毫的彷徨与摇摆。而且，南朝七夕诗中以织女为中心的“‘思妇文本’所涵涉者，便不仅是孤立的思妇形象的图现和单纯相思情怨的抒发而已，而是在这些基本素质之外，尚且隐括了‘思妇’、文人作者和各种文学传统、社会文化机制的往来互动，以及在书写过程中，作者、文本、读者如何相互辩证、融会转变的实践历程”。在此演进的过程中，南朝诗人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情感来构造诗歌的意境，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注重织女心理活动的刻画与表现，如元嘉诗人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

落日隐櫩楹，升月照帘栊。团团满叶露，析析振条风。

蹀足循广除，瞬目矖曾穹。云汉有灵匹，弥年阙相从。

遐川阻昵爱，修渚旷清容。弄杼不成藻，耸辔骛前踪。

昔离秋已两，今聚夕无双。倾河易回斡，欵情难久悰。

沃若灵驾旋，寂寥云幄空。留情顾华寝，遥心逐奔龙。

沉吟为尔感，情深意弥重。

    此诗作为咏叹牛女题材的经典作品同时被《文选》与《玉台新咏》收录。在夜月秋景之下，诗人细致地刻画出牛女之间的情深意重。落日、升月、叶露、条风，构成了一个相会相聚的温情氛围。“昔离秋已两”，说明别后时间之长；“今聚夕无双”，写出此宵相聚弥足珍贵，此诗诗眼为“情”，先后以款情、留情、情深来展现织女内心情感的多种变化，其情深于爱人、寄想于爱情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与一般思妇诗多是描写深闺女子的悠悠静思所不同的是，织女的行与情都是动态的，既为情所动，又以行动而显情。值得注意的还有刘宋孝武帝刘骏的《七夕诗》二首：

白日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叶露满，肃肃庭风扬。

瞻言媚天汉，幽期济河梁。服箱从奔轺，纨绮阙成章。

解带遽回轸，谁云秋夜长。爱聚双情款，念离两心伤。

秋风发离愿，明月照双心。偕歌有遗调，别叹无残音。

开庭镜天路，余光不可临。沿风披弱缕，迎辉贯玄针。

斯艺成无取，时物聊可寻。

    第一首诗紧扣诗眼“伤"，写织女牛郎相会时的欢与伤；第二首诗则紧扣诗眼“叹”，写织女相会归来后的感与怨。织女对秋风述说自己的心愿：此情不在朝朝暮暮，而如明月一样皎洁纯净。离别后虽然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但明月所照，正是两人永恒不变的心。织女的心理活动描写十分细腻，使其内心世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她伤一年漫长的等待，等来一夕短暂的相会，叹一夕短暂的相会，又要进入漫长的等待，此情此感，低回徘徊，令人玩味而哀叹。七夕牛女相会的故事本是一个凄美的轮回，但这首诗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在看似平静的氛围当中，较真切地表现出了织女心潮起伏的过程和感动、欣然、落寞、无奈的心情。两首诗俱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工稳精美。此后，齐梁七夕诗中的织女形象基本上都是沿此而发，织女的脉脉温情、伤心惆怅借助于“永明体”的兴起而展现出独特的异彩：其温柔敦厚、情辞深婉的艺术风格烘托出了织女深厚的情感意蕴。诗人对织女多种情感层次的体认，更多的表现出作者对这一题材的喜爱，这也是七夕诗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范云《望织女诗》堪称代表：

盈盈一水边，夜夜空自怜。不辞精卫苦，河流未可填。

寸情百重结，一心万处悬。愿作双青鸟，共舒明镜前。

    此诗得之自然，写景娟秀，初秋弦月，光照离人。与魏晋诗歌相比，少的是古拙，多的是方法，表现牛女之间情之重，意之深，愿之切。

    梁陈七夕诗与元嘉、永明诗歌相比，淡化了情感色彩，多以写景叙事为主，注重心理描摹与哀怨形象的塑造，赵逵夫言:“南朝其他大量咏七夕、咏牛女之作，多借写牛女而写自己身边的生活，或以自己熟知的女性的豪华，去想象织女，则不光是在情节上大有不同，在故事的情感基调上，即已有大的变化。”此言确矣。南朝七夕诗就其风格转变而言，元嘉诗歌的富丽，永明诗歌的清丽，梁陈诗歌的靡丽均有体现。如“新知与生别，由来傥相值。如何寸心中，一宵怀两事。欢娱未缱绻，倏忽成离异。”“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舟”“恒娥随月落，织女逐星移”等句均属此类。随着“宫体诗”的盛行，注重抒发离情别绪的七夕诗成为文人创作的主要题材，而织女形象与以往的端庄、凄怨有些不同，稍显艳丽与妖娆。此期的代表作家陈后主共写了7首七夕诗，多为宴席或相和之作，缺乏感情的流露与典故化的处理，甚至于偏离了哀伤的主流情调，注重写一晌之欢，如：“更觉今宵短，只遽日轮催”“含笑不终夜，香风空自停”、“唯当有今夕，一夜不迢迢”等，在织女形象的刻画与情感意蕴的表达方面，非常明显地背离了传统七夕诗，正如陆时雍《诗境》卷十七所言:“梁诗妖艳，声近于淫。倩妆艳抹，巧笑娇啼，举止向人卖致。”

    北朝七夕诗中以牛女故事为典故抒发情感者较多，如温子昇《捣衣诗》中“七夕长河烂”句，与下句“中秋明月光”相对，来写长安城中为征夫秋夜做寒衣的思妇对相逢的渴望。而邢邵《七夕诗》更是模拟《迢迢牵牛星》诗句：

盈盈河水侧，朝朝长叹息。不吝渐衰苦，波流讵可测。

秋期忽云至，停梭理容色。束衿未解带，回銮已沾轼。

不见眼中人，谁堪机上织。愿逐青鸟去，暂因希羽翼。

    以盈盈河水侧起兴，写出无心织布的织女的愁愫、期待青鸟为信、渡河相聚的心愿。最有代表性的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庾信的《七夕诗》：

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

隔河相望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着明年花。

    此诗对偶精工，音韵和谐、较好地表现出了牛女的相恋相望之情。相较而言，北朝诗歌较古朴，不似南朝尤其是陈代诗歌的绮艳靡丽，在陈代诗人追求对偶、音韵、声律等形式审美风格的同时，北朝诗歌多以织女为重要的典故或意象来表现。

二

    汉魏六朝七夕诗中，织女形象得到了成功地塑造，从而成为思情、愁情、怨情、爱情等多种情感意蕴的主要表现方式。在刻画织女形象、表现其心理活动的同时，诗人们逐渐增加了主观而复杂的情感成分，从更多的方位与层面来表现自己的内心所感。七夕诗中织女形象的丰富展现与其时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紧密相关，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七夕诗着力侧重于织女形象的描绘与本时期闺情诗（怨妇诗）的盛行有关。所谓闺情诗，指以闺中思妇的情怀或愁绪为主要写作内容的诗歌，主要包括抒写古代民间弃妇和思妇（包括征妇、商妇、游子妇等）的忧伤，或者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诗歌。《诗经》里面出现很多怨妇诗，诸如写弃妇之情的《邶风•谷风》、《卫风•氓》，写思妇之绪的《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而汉魏六朝时期，怨妇诗迅速发展，汉乐府中《怨歌行》《白头吟》《上山采靡芜》等，古诗之《行行重行行》，曹植《美女篇》《闺情诗》，傅玄《豫章行苦相篇》以及南北朝乐府《子夜歌》里的部分作品等，都可以看到妇人忧心忡忡及相思之情的流露，随着五言诗的兴盛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题材领域。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

    其一，东汉以来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与游宦风气的影响。这一时期，科举制尚未产生，文人主要依靠高门官宦达到入仕的目的，离乡游走者众多，因此，自然而然地就会有思妇的产生。家中思妇思念长期在外的丈夫，堆积的情感难以排遣，愁情、怨情、哀情遂生，另一方面，游子在外，同样思念家中的亲人，因此，同样一种愁情而化为两个方向的心声，于是，文人所做的思妇诗、闺怨诗继而产生，这是人之常情自然流露的结果。

    其二，文人求仕无望与思妇求夫无望心理的契合。男性心底的无奈、失落等郁闷之情借女性的细腻之叹来表达，他们往往会借助思妇文本的形式来抒发自己心中所积累的愁怨。因此，汉魏六朝文人诗中表现闺怨主题的诗歌，其作者大都是男性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怨妇诗开始盛行。

    任何时期世风的变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阶段的文学、文化的发展， 同样，魏晋南北朝时期怨妇诗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文人们更进一步的创作灵感。作为以悲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本身充满着离情别绪、相思愁苦等伤感因素，牛女之间所存在的别离、苦思与无奈之情，那种长离短聚与无尽相思之情恰恰契合了当时这一文学创作主题，因此，文人抓住了这一特点进行创作，以其不同的社会经历赋予了七夕诗不同的内涵。闺怨诗其实包含两个主题：一是闺情诗，即相思相恋之情；二是怨情诗，即寂寞愁怨之情。就其情感意蕴而言，汉魏六朝七夕诗中织女的怀忧、愁思、悲叹、忧戚、忧思、离伤、感伤等正是怨妇情感的外现。闺怨诗本身就是以女性为主题内容，描摹女性外貌、铺张女性日常生活场景琐事之类的诗歌，在闺怨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七夕诗经常以此为主要内容，从而呈现出思妇丰高深刻的形象意蕴，如曹丕《燕歌行》所描绘：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借秋色为背景，描写了一位埋怨丈夫不归、娓娓道出无法释怀的优伤的思妇，并以牛女的分隔表达了妇人对在外行役的丈夫的苦苦等待。又如鲍照《和王义兴七夕诗》：

宵月向掩扉，夜雾方当白。寒机思孀妇，秋堂泣征客。

匹命无单年，偶影有双夕。暂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

    诗人以七夕为题，将思妇和征夫放置在七夕场景中，描写思妇深深思念丈夫之情。沈约《织女赠牵牛》诗云:

红妆与明镜，二物本相亲。用持施点画，不照离居人。

往秋虽一照，一照复还尘。尘生不复拂，蓬首对河津。

冬夜寒如此，宁遽道阳春。初商忽云至，暂得奉衣巾。

施衿已成故，每聚忽如新。

    诗中以织女照镜细节描写着手，刻画了思妇对爱情的企盼与坚守的认真。此类闺怨题材在这一时期多有呈现，较大程度上丰富与完善了织女形象的内涵。可见，在七夕诗所依赖的故事文本中，牛郎织女难得一遇的爱情、长期相守的等待因为星辰人神、节俗佳日的原因而呈现出一定的神秘色彩。在文人集中创作的七夕诗歌中，织女的美丽、善良、勤劳、贤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情感认同，织女在文人诗歌中承担了理想女性的角色，她对爱情的坚贞与执著正是七夕诗保持长久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2.织女在南朝众多文人作品中出现，受之于文学兴盛与南朝乐府之影响。魏晋南北朝七夕诗中织女形象的集中出现，与其时文学的兴盛以及南朝乐府诗的兴起有关。所谓“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这些记录真实地反映出南朝时期士子文人崇尚文学的创作风气。南北朝时期七夕诗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诗歌数量较前增多，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文人先后都有七夕诗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刘宋与齐梁时期，诸如谢灵运、谢惠连、颜延之、谢庄、萧行、沈约、何逊、萧纲、庾肩吾、庾信等都有优秀的七夕作品传世。

    二是诗歌表现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主要侧重于牛女故事的情绪体验，即男女相恋之情、离别愁怨之绪，在抒发幽怨、哀伤、凄凉的情绪时，用词多为怨离、索居、悲恨、离情、凄悼等。

    南北朝七夕诗注重借助描摹景物来抒情，随着形式审美及抒情方式的演进，七夕诗注重人物心理活动的描摹，注重主观情感的抒发，织女形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强化与表现。当然，七夕诗并不似山水诗、“永明体”诗款那样风靡一世，但众多文人的创作却证明了这一题材的延续性与丰富性。七夕诗以独特的内容题材展示了它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它永不枯竭的爱情题材与凄凉悲伤的情节打动人心。

    不可忽视的是，南朝时期，随着歌舞逐渐成为社会娱乐的一种形式，与之配合的乐调也逐渐产生，并被乐府机构采集加工，形成乐府民歌，文人喜好拟作民歌，于是带有民歌意蕴的乐府诗歌随之出现。《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载其上表云：“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又卷四十六《萧惠基传》曰：“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南朝的乐府诗风格清新自然，真挚动人，内容以表现男女之情为主，其主角多以女性形象出现，而牛郎织女故事原本就是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一爱情题材非常明显地契合了南朝乐府的特点，因此诗人以牛女题材创作而成的七夕诗歌深受南朝乐府的影响。“南朝乐府民歌则更侧重于对男女交往中某一片段的刻画，实际上是对细节的描摹，是对动作与状态的叙写；它们各不相同，构成了五彩斑斓的民歌整体，其组合成为男女交往的整个过程”。很明显，有些七夕诗继承了南朝乐府的这些特点，在牛女相聚的短暂时刻里对人物的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如何逊《七夕诗》：

仙车驻七襄，凤驾出天潢。月映九微火，风吹百合香。

来欢暂巧笑，还泪已沾裳。依稀如洛汭，倐忽似高唐。

别离未得语，河汉渐汤汤。

    诗中描写了相会之前的隆重场面，以此烘托了牛女对相亲的真诚期待与珍惜，呈现了牛女丰富的表情与心理，她的喜悦与悲哀、欢乐与不舍自然地在细节中流露。六朝诗人在抒发牛女短暂相逢的喜悦与长期分离而伤神的过程中，在当时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逐渐看透人生际遇，消除了部分生活中的郁结之气，逐渐关注到自我感受，有了人生追求，从而怀着丰富的社会经历细腻深刻的在诗中寄托出自己对离别的深层体会。

    3.织女的执著与祈愿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爱情追求与向往的心理特征。世人都有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心理，特别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乞巧之所以成为七夕节最为浪漫而重要的活动，也是因为人们有着对幸福生活的深深乞求与渴望的心态，而乞巧的背后实则是对爱情的期待，这样的节日活动深深激发了诗人的诗兴，赋子他们灵感，使他们挖掘到乞巧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即世人所怀有的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的心理。诗人把自己的关注寄托于诗文之中，以丰富的领悟和体验深刻表述出这种思想内涵。魏晋南北朝七夕诗中，诗人们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表现：

    一是穿针细节。 诗人通过对女性穿针细节的描写，来表达女性内心深处对幸福爱情细心差涩的渴盼。如梁刘孝威的《七夕穿针诗》：“缕乱恐风来，衫轻羞指现。故穿双眼针，持缝合欢扇。”通过描写心灵手巧的女性，展示她把彩线穿入针孔的急切心情，暗示了乞巧的女性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迫切期待。再如梁简文帝萧纲的《七夕穿针诗》：“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以月暗之景衬托怜恨之情，语句简洁，平易浅白。梁代女诗人刘令娴《答唐娘七夕所穿针诗》“连针学并蒂，萦缕作开花”是以并蒂喻爱情。

    二是青鸟意象。即诗人通过七夕诗中青鸟意象的使用来表现心中的愿望，诸如南朝诗人范云《望织女诗》中有“愿作双青鸟，共舒明镜前”之旬，北朝诗人邢邵《七夕诗》中有“愿逐青鸟去，暂因希羽赏”句，均引用“青鸟”一词。青鸟在神话传说中为西王母取食传信的神鸟，乃是快乐幸福的象征，诗人借此意象表现出织女对爱情执著的期盼与坚定的信念，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美好理想。

    三是爱情信念。即以诗句直接表达对牛郎织女爱情的同情与坚持。晋乐府《月节折杨柳歌十三首》之《七月歌》有“织女游河边，牵牛顾自叹……揽结长命草，同心不相负”之誓言，刘宋诗人谢惠连有“沈吟为尔感，情深意弥重”之抒情，陈后主有“唯当有今夕，一夜不迢迢”之不悔，都是人们对牛女爱情信念的认同。

    诚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五言古体诗尤为繁盛的时期，众多诗人将他们的注意力投向牛女题材，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形式文本。即使是在“宫体诗”盛行的时代，七夕诗以它独特的风格魅力，依然保留着庄重、典雅的本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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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人的笔下，织女具有鲜明的形象特征：温柔、聪慧、勤劳、端庄、坚贞，其离情、思情、怨情、伤情在汉魂六朝七夕诗中多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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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女故事在三国魏初时就已基本成型。作为人神的织女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被赋予了贤淑的定义：她与牛郎的相望相守，她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她被天汉阻隔的无奈，她对七夕相会的苦涩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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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女形象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她是真善美的结合体，是生活中美好形象的化身，她聪慧而温柔，勤劳而贤淑，纯洁而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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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七夕诗在描绘织女形象时侧重于外在形象的展示，诗中的织女不是作为单纯的思妇形象而存在，而是具有神仙与凡人的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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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诗歌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迢迢牵牛星》所开创的爱情主题及伤感情调，织女作为思妇文本的主角，其形象特征得到了多元化的呈现：相思之痛楚、思念之徘徊、爱情之执著、相会之欢愉、分离之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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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七夕诗中以织女为中心的“‘思妇文本’所涵涉者，便不仅是孤立的思妇形象的图现和单纯相思情怨的抒发而已，而是在这些基本素质之外，尚且隐括了‘思妇’、文人作者和各种文学传统、社会文化机制的往来互动，以及在书写过程中，作者、文本、读者如何相互辩证、融会转变的实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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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七夕诗中的织女形象基本上都是沿此而发，织女的脉脉温情、伤心惆怅借助于“永明体”的兴起而展现出独特的异彩：其温柔敦厚、情辞深婉的艺术风格烘托出了织女深厚的情感意蕴。诗人对织女多种情感层次的体认，更多的表现出作者对这一题材的喜爱，这也是七夕诗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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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七夕诗与元嘉、永明诗歌相比，淡化了情感色彩，多以写景叙事为主，注重心理描摹与哀怨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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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诗着力侧重于织女形象的描绘与本时期闺情诗（怨妇诗）的盛行有关。所谓闺情诗，指以闺中思妇的情怀或愁绪为主要写作内容的诗歌，主要包括抒写古代民间弃妇和思妇（包括征妇、商妇、游子妇等）的忧伤，或者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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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求仕无望与思妇求夫无望心理的契合。男性心底的无奈、失落等郁闷之情借女性的细腻之叹来表达，他们往往会借助思妇文本的形式来抒发自己心中所积累的愁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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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怨妇诗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文人们更进一步的创作灵感。作为以悲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本身充满着离情别绪、相思愁苦等伤感因素，牛女之间所存在的别离、苦思与无奈之情，那种长离短聚与无尽相思之情恰恰契合了当时这一文学创作主题，因此，文人抓住了这一特点进行创作，以其不同的社会经历赋予了七夕诗不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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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女在南朝众多文人作品中出现，受之于文学兴盛与南朝乐府之影响。魏晋南北朝七夕诗中织女形象的集中出现，与其时文学的兴盛以及南朝乐府诗的兴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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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女的执著与祈愿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爱情追求与向往的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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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通过对女性穿针细节的描写，来表达女性内心深处对幸福爱情细心差涩的渴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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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诗人通过七夕诗中青鸟意象的使用来表现心中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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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句直接表达对牛郎织女爱情的同情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