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李杜的推尊与王维诗歌地位的转折

扬之水

韩愈对李杜的推尊与王维诗歌地位的转折

———兼论李杜独尊的诗学意义

       [摘要]王维在盛唐诗坛上声名显赫,其地位和影响均在李杜之上。李白、杜甫取代曾经的诗坛领袖王维成为中国诗学的神圣典范,虽然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势”之所趋,而韩愈作为最早倡导李杜独尊的人物,无疑是李杜诗歌价值和诗学意义的重要发现者。韩愈对李杜的推尊体现了他过人的诗史眼光和创新魄力,也初步建构了其后中国诗学的主流价值体系,指示了

中国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关键词]韩愈;李杜;王维;诗学典范;诗学传统

　    诗歌史上的李杜并称并不始于韩愈,而倡导诗学李杜则当自韩愈始。韩愈力倡李杜并尊齐名,于二者不加轩轾的重要历史功绩已广为人知。然而,韩愈大力推尊李白和杜甫的诗学意义并不仅止于对“李杜优劣论”的评判,其并尊李杜的著名宣言《调张籍》的创作初衷也并非针对扬杜抑李的时论。韩愈的李杜之论要旨在于倡导学习李杜诗歌风雅比兴的传统和壮大奇伟的气势,为当时的诗坛树立一种新的诗歌典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元和时期新的时代诗歌理想,李杜所取代的是后世目为“唐音正宗”代表的王维。自此,李杜无可动摇地成为中国诗学的神圣典范,王维基本难以与之比肩。因此,发生在中唐元和时期的这一诗歌典范的更替实际昭示了中国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向。韩愈在中国诗史上的关键作用也因此更为彰显。本文试图对韩愈大力推尊李杜和王维诗歌地位变化之间的关系和成因进行考述,以期深入认识李杜独尊的史实在中国诗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一

       在后人眼中,盛唐诗坛的经典格局是由李白和杜甫统领,以王、孟、高、岑等诗人为辅翼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说:

　    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

       这是提醒人们透过李杜的万丈光焰,冷静、客观地看待盛唐诗坛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实际状况,从而对盛唐诗美的内涵和构成有一个更为清晰、立体和完整的认识。当我们以这种眼光审视盛唐诗坛,会发现李白、杜甫在其生前并没有得到当时人们的足够重视。开元、天宝时期真正享有盛誉的不是后世人们眼中的神圣权威李白和杜甫,而是后来被视作山水田园诗派代表的王维。王维的诗歌实际上是当时诗坛的主流,这就是当时“诗歌的背景”。而且,这些探究越深入、细致,王维就越显得引人注目。

       李白生前虽然知名天下,并且引起过轰动效应,但是并没能主盟盛唐诗坛。由于李白的非凡奇才和纵逸豪情与代表盛唐主流文化的京城文化趣味相去甚远。因此,他的出现更多是引起时人的震撼和惊异,被视为难以企及的天才,却实在不是主导诗坛的领袖。在李白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多少人提及或模仿他的诗。如果说李白在盛唐取得的声名和影响远不能与其真正价值相称。那么,杜甫在其生前则是备受冷落的。不仅开元、天宝诗人对杜甫诗歌的接受情况极为有限,即使大历年间,也没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乾宁三年(896),晚唐王赞在为方干《玄英集》作序时说道:“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此可见一斑。

       真正在盛唐诗坛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是反映时代精神和诗歌风貌的“全面的典型”——王维。无论是王维周围的众多山水诗人,还是稍后于王维的边塞诗人都受不同程度受到了王维诗歌的影响。因此,胡明先生将王维作为“盛唐的关键人物”。大历诗坛实为盛唐馀绪,在帝王的倡导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王维在身后仍然是诗人们尊崇的诗坛宗师。宝应年间,唐代宗李豫命王维之弟王缙进呈王维诗集,并且在批答手敕中对王维诗歌进行了精当而全面的评价。尤其是对王维“天下文宗”之许,有力地巩固和抬升了王维的声名,使得王维去世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保持着诗坛至尊的地位。代宗对王维的推崇和欣赏虽然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倡导,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王维诗风能够主流大历诗坛,还来自于大历诗人群体的自发追随。盛唐馀响犹存的诗学背景和乱后士人心态、士风的变化促成了大历士人阶层对王维其人其诗的深度接受。大历诗人群体对王维诗歌进行了忠实的步趋,他们历来被视为王维的正宗嫡传。成书于贞元初年的《中兴间气集》就将大历诗坛的代表人物钱起和郎士元并列为王维的流裔。闻一多先生也认为:“大历诸子乃王维之正统。”

       总之,从开元、天宝到大历时期,李、杜在诗坛的影响力均不及御赐“天下文宗”之称的王维。这种状况直到元和时期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勾勒了王维和李白、杜甫诗学地位变化的大致轨迹:

　    独孤及云:沈、宋既殁,王右丞、崔司勋复崛起于开元。天宝间,殊不及李、杜。至元微之而杜始尊,李虽稍厄,亦因杜以重。至韩退之而光焰万丈矣。岂二子亦有待哉!

       这一论述表明从盛唐到大历,李、杜声名皆未显,直到元和诗坛,经过韩愈和元稹等人的大力推尊,才确立了李、杜独尊的局面。从“岂二子亦有待哉”的感慨来看,李杜价值的体现既需要时代风会的转变,也等待真正知音的出现。“元和诗变”就是转变的契机,变革诗风的主将韩愈就是改变李杜诗歌命运的关键人物。

二

       伴随着贞元、元和之际的政治革新思潮,时代审美趣味和诗歌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最能体现元和诗坛变革性特征的是对大历诗风的矫弊和李杜独尊局面的形成。作为盛唐诗坛的延续和回响,大历诗坛在唐诗发展过程中处于一种过渡阶段。乱后重生的时代背景下士人的独特生存状况造成大历诗坛创作主要以奉酬赠送和山林隐逸之作为主。王维诗歌在技法和情调上都契合了大历诗人的这种创作需要,因而成为引领大历诗坛主流诗风。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

　　王、孟及大历十子诗,皆尚清雅,惟格止于此而不能变,故犹未足笼罩一切。

       王维并非仅“清雅”一格,其诗歌成就的全面性是他能够超过孟浩然成为唐诗大家的主要原因。但是,大历诗人普遍重视王维诗歌中的“清雅”确是事实。王维诗歌中的隐逸情怀和清雅淡泊的艺术风格显然更令他们心仪神往;在王维诗歌中并非主流的感伤情调更能引发他们的共鸣,这是二者之间构成接续和步武的主要基础。然而,大历诗坛主要处在以王维诗风为代表的盛唐诗歌艺术范式的笼罩之下,缺乏创新,显得沉寂庸常。即使有韦应物这样卓然挺出的诗人,其最为成功的创作效果也只能是很好地再现了王维诗歌的风神韵致和脉络格局。清代王士禛说韦应物“本出右丞,加以古澹”,正是反映了人们对这一效果的体认。可见,王维诗歌树立的经典范式已经使后人面临极盛难继的困境。唐诗的持续发展必须以创新求变为前提,李杜诗歌的天才创造和深广涵容显然给后人指示了更多的发展途径。

       元和诗坛对大历诗风的矫弊首先是基于大历诗风在对王维诗歌的模仿中陷入意象老化、格局陈旧的困境之际而产生的迫切需要。大历诗人对王维诗风的学习和摹仿多流于语言风格和意象构成的表层形式,以至形成“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的模式和套路,加之时代阴影导致的委顿低迷心态,使大历以来的近体诗的创作呈现圆熟庸滥、绮靡委弱的颓势,诗风改造势在必行。明人许学夷指出:“大历以后,五七言古、律之诗,流于委靡,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清人朱庭珍也指出:“大历以降,风调渐佳,气格渐损。故昌谷以雄奇胜,元、白以平易胜、温、李以博丽胜、郊、岛以幽峭胜,虽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变者也。”都反映了元和诗人对大历诗风的矫扶力振。

       韩愈等人不满于大历诗风的另一方面,是其一味追求清雅平和而避现实矛盾,缺少风骨意气。元和初期,政治革新的时代氛围和“中兴”的社会背景,极大地燃起了文人奋励当世的政治热情,与社会矛盾引发的忧患意识相交织,引发了文体文风的改革。元和诗变正是由这种社会改革和儒学复兴思潮促生,反映到诗歌思想上,是对先秦两汉以来以“言志”、“美刺”为内涵的儒家诗教观的有力继承和光大。韩孟诗派“不平则鸣”的理论和元白诗派讽谕教化的主张都强调了诗歌创作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虽然两派的创作在崇尚奇崛险怪和追求通俗写实方面各有偏重,然而在倡导言志感怀和风雅兴寄方面却有着内在的一致,都属于尚才力、重功利的诗歌观念。这是对盛唐诗坛承六朝而来,追求内在情韵,偏重艺术审美的诗歌观念的有力反拨。因此,元和诗变中,与矫扶大历诗风相应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对李白、杜甫诗歌价值的发现和推尊,对李杜的尊崇又与对陈子昂的重视密切相联。如韩愈在《荐士》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其《送孟东野序》中对初、盛唐诗人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之外别无所取。这些诗人的共同点正是主张复古,继承风雅比兴的传统。《调张籍》追溯前代的优良文学传统就是以《诗经》为创作范本,推重汉魏古诗,视建安七子、鲍照、谢灵运、陈子昂、李杜为《诗经》以来优良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对六朝以来缺乏风骨气象的浮靡诗风表示不满。《送孟东野序》中“不平则鸣”之论也指向“鸣国家之盛”的社会现实内容和教化思想。与倡导“兴寄”、“言志”的思想内容相应,韩愈在诗歌风格上偏于奇丽壮大,富有“气势”的一体。前人谓《二十四诗品》中“劲健”一品“止李、杜、韩三家为得其全,其馀诸家,各有分数之差矣”。韩愈和李白杜甫同被视为为“劲健”的典型代表,正体现了韩愈对李杜诗歌的接受取向。由于韩愈所接受的是李杜诗歌共同具有的雄豪强健的力度和想落天外的恣纵无拘,实际上对李白诗歌具有的那种清丽明净和自然流转的风致则有所忽视,这也正与韩愈对大历诗风偏于清雅而至柔靡的反拨相应。对照大历时期皎然在《诗式》中对陈子昂的轻视态度和对沈宋、王维以及大历诗人的品鉴兴趣,“言志”和“审美”两种诗学观念的根本对立已然昭示。

       晚唐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对唐诗发展进程有一个总结:

　　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贯达,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之豪沽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徒褊浅矣。

       司空图在回顾唐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时,于初唐强调了在律诗艺术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沈宋的作用,而不是倡导“风雅”、“兴寄”,自中唐以来倍受推崇的陈子昂。虽然赞扬了李杜,但显得空泛,并不是由衷的欣赏,远不及对王维、韦应物“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贯达”的倾心赞美和向往之情。司空图对曾经与王维并驰盛唐诗坛,以“兴象”超诣著称的王昌龄的地位也予以了突出,而将在中唐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元、白讥为“都市之豪沽”。从司空图对唐代诗人的一番评点可见,其欣赏的是由沈、宋-王维-大历-贾岛这一讲究艺术精工,风格秀雅的承传系列,而不是中唐诗坛确立并推举的由陈子昂-李杜-韩愈这条重视言志和气势壮大的诗歌传统。司空图作为中国诗学中“审美派”代表所持的意见,正体现出“沈宋-王维-大历”这一尚精雅才情的承传序列和“陈子昂-李、杜-韩愈”这一主风骨雄豪气势的诗歌统绪之间的差异。

    由上可见,“元和诗变”一方面有社会政治改革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则缘于中唐诗人面对盛唐诗歌高峰而产生的“影响的焦虑”。兴象和声律都臻于完备的盛唐诗歌艺术是元和诗人努力超越或有意偏离的。王维诗歌作为盛唐诗歌艺术的典型代表当然在这超越和偏离的范围之中。元和诗变的核心内容是对大历诗风的有力反拨,也是对以王维为代表的精雅含蓄的盛唐诗歌审美范式的有意突破,在对陈子昂-李杜-韩愈所代表的“言志-气势-壮丽”风格的倡导之下,“沈宋-王维-大历”这一注重才情的精雅艺术传统必然是被边缘化和革新的对象,韩孟诗派的奇险之尚和元白诗派的通俗倾向都是对这种精雅诗风的有意偏离。因此,元和诗变就成为王维诗歌地位的重要转折:此前王维以充分体现盛唐诗歌审美趣味而取得了诗坛“文宗”的领袖地位,此时让位于新诗歌观念下产生的时代典范——李杜。其后虽不乏有以司空图、王士禛为代表的“审美派”抬升推举王维诗歌地位的努力,但终究无法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居统治地位的观念。

三

       元和诗坛上发生在王维和李杜之间的诗歌典范的转变,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韩愈并尊李杜的深刻内涵和主要价值并不体现为对扬杜抑李之论的反拨,而在于鲜明地体现了一种有异于盛唐诗坛的诗学理想和美学追求。这种新的诗歌理想代表了宋代之后中国诗学的主要发展趋势。

       从李杜并尊的局面开始形成之后,在元和诗坛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背景下,王维诗风主导诗坛的时代宣告终结。而元和诗变在成为王维诗歌地位重要转折的同时,也一扫大历诗坛的沉寂,使唐诗创作继开元、天宝诗坛之后再度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并且成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阶段。在中国诗史上,李杜独尊观念的形成、王维诗歌地位的转折、中唐诗歌的新变和繁荣同时发生并相有关联的现象绝非偶然。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评判。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思想深刻,内容包容万象,并且具有卓越的创造才力。韩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正是指出了李杜的伟大性。但是如前所述,李杜诗歌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并没能成为众人竞相效法的主流诗风。并且,虽然在元和诗变之后王维的诗学地位难以与李杜比肩,然而在后世多数论者看来,王维才是“正宗”唐诗的代表:元代杨士弘以王维诗歌作为《唐音》的开篇;在明初高棅所选的《唐诗品汇》中,王维的五律、七律、五排、五绝均为“正宗”;清代王士禛《唐贤三昧集》更将其推为“唐贤”之冠。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实际上体现了王维和李杜在盛唐诗歌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林庚先生指出:

　  如果说,李白是在追求盛唐时代可能会得到的那些东西,因而成为一个集中的表现,那么,王维则是反映了盛唐时代已经得到的那些东西,因而成为一个普遍的反映。

       林庚先生的论断表明,李杜都和产生他们的那个时代存在着一定距离。而王维却“代表整个盛唐诗歌的特点”,是盛唐诗歌“已经”达到的成就的全面体现。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在盛唐诗坛背景下王维的地位、影响皆超过李杜的历史现象,以及为什么后人在认同李杜为唐诗绝对至尊的同时却多将最能体现盛唐诗歌特征的“唐音正宗”之称授予王维。

       韩愈选择李杜作为诗学典范,既是外部因素的促成,又是诗歌发展的内在需要。当然也有个性因素。中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步入其发展的后期,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盛唐辉煌昂扬的时代风貌成为遥不可及的旧梦。以韩愈等人的诗歌技巧和功力,并非写不出盛唐诗人那种兴象玲珑或者风骨激扬的作品(他们的创作也的确不乏类似盛唐之作)。但是这些已经无法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化了的时代环境促使这些诗人有着别样的诗歌追求。相应地,他们对盛唐诗坛也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尊李杜,既是韩愈在全面审视盛唐诗歌历程之后得出的结论,又是对诗歌发展方向的展望。吴光兴先生指出,“李杜独尊”实即强调诗歌“言志感怀”的原则。这正是韩愈并尊李杜的重要内涵。或者说,韩愈以“言志感怀”的诗歌观念发现了李杜诗歌的重要价值。贞元、元和之际,在“中兴”局面下,士人对政治革新和匡救时弊充满热忱,中唐古文运动就是这种心态在文学上的反映。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以复兴儒学、道济天下为己任,在诗歌创作上也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和坎坷遭遇,使韩愈迫切需要“自鸣其不幸”,注重抒写各个体的人生体验和自我情感。面临盛唐诗歌高峰之后的困境又激发了他自树立、不蹈袭的创新意识和自觉追求。这些又使他的创作具有尚怪奇、重主观的倾向。李杜诗歌继承《诗经》、《楚辞》及建安诗歌干预社会现实的美刺传统,在诗歌中抒写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忧愤之情正非常符合这样的期待视野。从诗歌的发展来看,较之王维乃至大历诗人偏重雅调远韵而淡漠现实的“清雅”一格,李杜诗歌丰富深广的思想内容、自由无拘的表现形式和千汇万状的艺术风格才为后人提供了多方面发展的可能。因此,处于盛唐之后的韩愈对唐诗的发展走向做出了自己的描述,在众多诗人中,他选择了李杜作为自己唐诗理想的代表,标举出李杜诗歌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

       从现存资料来看,和元白等人“李杜优劣”之论相比,韩愈对李杜的评价是着眼于其“同”的宏观之论:二者共同指向一种雄豪阔大的风骨和气势,构成了“言志感怀”的诗歌功用。韩愈对传统思想中“气”论的继承,是形成“言志感怀”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由“气势”贯穿,“言志”和“壮丽”之间就形成了联系。韩愈论文重视“气”的作用,其《答李翊书》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之说,强调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思想情感对于形成作品气势的重要性。结合他“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的一贯主张,他所谓的“气”主要是一种由现实感发的不平之气。诗歌的“言志”功能,兼以充沛雄健的气势,表现出来的诗歌风格正是壮大奇丽。可见,韩愈的诗歌观念实际上是通过“言志-气势-壮丽”将传统诗学中的“诗言志”和“诗缘情”统一起来,在诗的政治教化功用和审美特质之间取得了平衡。而这正是后来唐诗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唐元和诗坛也正是在这种新诗歌观念之下,成为继盛唐后的又一个唐诗高峰。

       到宋末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李杜作为盛唐诗歌的权威代表被正式经典化。严羽既看到李杜在代表浑厚雄壮的盛唐气象方面之“同”,又指出二者分别具有“飘逸”和“沉郁”风格的互补之“异”,是对韩愈论李杜的细化。严羽诗宗盛唐的理论主张对元明清诗学思想具有重大影响,明代主流诗学“格调论”就是沿着严羽诗论的基本路径发展的。而严羽之前的韩愈已经导夫先路了。清代诗学流派林立,或偏于功力才学(如“格调说”、“肌理说”),或倾向审美情韵(如“神韵说”、“性灵说”)但是对李杜的接受和尊崇仍然主要是风骨气势、规模格调方面。因此,韩愈对李杜的推尊,实际上创建了其后中国诗学中主流话语和价值系统。

       罗时进先生以“前李杜”时代和“后李杜”时代作为唐代诗歌发展的转关与演进,认为盛唐诗坛是“前李杜”时代,李白诗歌是盛唐诗坛的主导力量;从贞元、元和以后的创作实际看,“后李杜”时代就是杜甫影响的时代。中唐之后出现的宗杜风潮使罗先生的“后李杜”之说得以成立,然而将李白诗风作为统领盛唐诗坛风尚的说法是否符合当时的创作实际则尚待商榷。不过,罗先生以贞元、元和为界,将唐代诗歌发展的转关与演进概括为“前李杜”时代和“后李杜”时代,确实眼光独到,具有宏阔的诗史意识。并且有助于我们认识韩愈并尊李杜在唐诗发展史上的转折意义和深远影响。以本文所论,笔者以为:“前李杜”概括了初、盛唐诗坛承六朝以来注重“才情”、“兴象”、“意境”等的审美取向;“后李杜”主要是“言志感怀”这一结合“言志”和“缘情”的新型儒家诗学观念。后者在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政教和审美相融合的趋向,成为中国诗学的主流。元和诗坛上韩愈倡导李杜并尊正是“前李杜”时代和“后李杜”时代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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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李杜之论要旨在于倡导学习李杜诗歌风雅比兴的传统和壮大奇伟的气势,为当时的诗坛树立一种新的诗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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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天宝时期真正享有盛誉的不是后世人们眼中的神圣权威李白和杜甫,而是后来被视作山水田园诗派代表的王维。王维的诗歌实际上是当时诗坛的主流,这就是当时“诗歌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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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王维周围的众多山水诗人,还是稍后于王维的边塞诗人都受不同程度受到了王维诗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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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诗风能够主流大历诗坛,还来自于大历诗人群体的自发追随。盛唐馀响犹存的诗学背景和乱后士人心态、士风的变化促成了大历士人阶层对王维其人其诗的深度接受。大历诗人群体对王维诗歌进行了忠实的步趋,他们历来被视为王维的正宗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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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盛唐到大历,李、杜声名皆未显,直到元和诗坛,经过韩愈和元稹等人的大力推尊,才确立了李、杜独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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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贞元、元和之际的政治革新思潮,时代审美趣味和诗歌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最能体现元和诗坛变革性特征的是对大历诗风的矫弊和李杜独尊局面的形成。作为盛唐诗坛的延续和回响,大历诗坛在唐诗发展过程中处于一种过渡阶段。乱后重生的时代背景下士人的独特生存状况造成大历诗坛创作主要以奉酬赠送和山林隐逸之作为主。王维诗歌在技法和情调上都契合了大历诗人的这种创作需要,因而成为引领大历诗坛主流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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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并非仅“清雅”一格,其诗歌成就的全面性是他能够超过孟浩然成为唐诗大家的主要原因。但是,大历诗人普遍重视王维诗歌中的“清雅”确是事实。王维诗歌中的隐逸情怀和清雅淡泊的艺术风格显然更令他们心仪神往;在王维诗歌中并非主流的感伤情调更能引发他们的共鸣,这是二者之间构成接续和步武的主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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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诗坛主要处在以王维诗风为代表的盛唐诗歌艺术范式的笼罩之下,缺乏创新,显得沉寂庸常。即使有韦应物这样卓然挺出的诗人,其最为成功的创作效果也只能是很好地再现了王维诗歌的风神韵致和脉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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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诗坛对大历诗风的矫弊首先是基于大历诗风在对王维诗歌的模仿中陷入意象老化、格局陈旧的困境之际而产生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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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等人不满于大历诗风的另一方面,是其一味追求清雅平和而避现实矛盾,缺少风骨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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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诗变正是由这种社会改革和儒学复兴思潮促生,反映到诗歌思想上,是对先秦两汉以来以“言志”、“美刺”为内涵的儒家诗教观的有力继承和光大。韩孟诗派“不平则鸣”的理论和元白诗派讽谕教化的主张都强调了诗歌创作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虽然两派的创作在崇尚奇崛险怪和追求通俗写实方面各有偏重,然而在倡导言志感怀和风雅兴寄方面却有着内在的一致,都属于尚才力、重功利的诗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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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韩愈所接受的是李杜诗歌共同具有的雄豪强健的力度和想落天外的恣纵无拘,实际上对李白诗歌具有的那种清丽明净和自然流转的风致则有所忽视,这也正与韩愈对大历诗风偏于清雅而至柔靡的反拨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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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作为中国诗学中“审美派”代表所持的意见,正体现出“沈宋-王维-大历”这一尚精雅才情的承传序列和“陈子昂-李、杜-韩愈”这一主风骨雄豪气势的诗歌统绪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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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诗变”一方面有社会政治改革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则缘于中唐诗人面对盛唐诗歌高峰而产生的“影响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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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诗变的核心内容是对大历诗风的有力反拨,也是对以王维为代表的精雅含蓄的盛唐诗歌审美范式的有意突破,在对陈子昂-李杜-韩愈所代表的“言志-气势-壮丽”风格的倡导之下,“沈宋-王维-大历”这一注重才情的精雅艺术传统必然是被边缘化和革新的对象,韩孟诗派的奇险之尚和元白诗派的通俗倾向都是对这种精雅诗风的有意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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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并尊李杜的深刻内涵和主要价值并不体现为对扬杜抑李之论的反拨,而在于鲜明地体现了一种有异于盛唐诗坛的诗学理想和美学追求。这种新的诗歌理想代表了宋代之后中国诗学的主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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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选择李杜作为诗学典范,既是外部因素的促成,又是诗歌发展的内在需要。当然也有个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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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以复兴儒学、道济天下为己任,在诗歌创作上也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和坎坷遭遇,使韩愈迫切需要“自鸣其不幸”,注重抒写各个体的人生体验和自我情感。面临盛唐诗歌高峰之后的困境又激发了他自树立、不蹈袭的创新意识和自觉追求。这些又使他的创作具有尚怪奇、重主观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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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对李杜的评价是着眼于其“同”的宏观之论:二者共同指向一种雄豪阔大的风骨和气势,构成了“言志感怀”的诗歌功用。韩愈对传统思想中“气”论的继承,是形成“言志感怀”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由“气势”贯穿,“言志”和“壮丽”之间就形成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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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既看到李杜在代表浑厚雄壮的盛唐气象方面之“同”,又指出二者分别具有“飘逸”和“沉郁”风格的互补之“异”,是对韩愈论李杜的细化。严羽诗宗盛唐的理论主张对元明清诗学思想具有重大影响,明代主流诗学“格调论”就是沿着严羽诗论的基本路径发展的。而严羽之前的韩愈已经导夫先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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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李杜”概括了初、盛唐诗坛承六朝以来注重“才情”、“兴象”、“意境”等的审美取向;“后李杜”主要是“言志感怀”这一结合“言志”和“缘情”的新型儒家诗学观念。后者在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政教和审美相融合的趋向,成为中国诗学的主流。元和诗坛上韩愈倡导李杜并尊正是“前李杜”时代和“后李杜”时代的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