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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5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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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油诗的起源与发展
什么是打油诗?各说各异。有的说讽刺诗是打油诗,有的说玩笑诗是打油诗,有的说字数不一的诗是打油诗,有的说非格律的诗是打油诗,有的说粗俗诗是打油诗,有的说通俗易懂的诗是打油诗,有的说口语诗是打油诗,有的说杂体诗是打油诗。如果要给打油诗下定义,上面的说法则都偏了。那到底什么是打油诗呢?让我们先从源流看起。
(一)、打油体来源之一:俳体 谐体 俳谐体
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但其实诙谐诗古已有之。《诗经•齐风•鸡鸣》: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
非鸡之鸣,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非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诗写凌晨两口子的对话,一个说,鸡都叫了,天亮了。另一个笑话他:你呀你呀,睡糊涂了吧,那哪里是鸡叫,那是苍蝇在嗡嗡叫呢。前一人不服气的说,明明是天亮了嘛,你看太阳都出来了。后一人更感到好笑,你呀你,那哪里是太阳哟,那是月光。这场对话可谓诙谐风趣。至晋代,大诗人陶潜开始自觉地在作品中创造诙谐意味,如著名的《责子诗》: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宝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滞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子粟。
诗故意“家丑外扬”,说他的几个儿子如何懒惰、懵懂、顽劣,何其幽默风趣。至唐代,诙谐诗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很多诙谐诗。李白的《戏赠杜甫》云:
饭颗山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曰卓午。
何故别来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
郭沫若曾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引此诗说李白多么瞧不起杜甫,其实,此诗是善意的调侃,开开玩笑罢了。
打油诗源于俳体、谐体,也合称为俳谐体。
“俳”,许慎《说文解字》训为“戏”,清段玉裁注:“以其戏言之谓之俳”。
俳歌辞原是俳优化装表演时作唱歌辞,其文体特点以四言为主,协韵,可歌可诵。其源头是先秦优语。俳歌辞与赋关系密切,后世文人的拟作已失去表演的意义,演变成纯案头的俳谐体。
我国古代的俳体(即俳谐体),是以戏谑取笑的言辞所作诗文的总称。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戏”字。俳谐诗,又称俳体诗、谐趣诗、诙谐诗等,这是内容以诙谐幽默、或讽刺嘲噱为主的诗歌。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将俳谐体归“诙谐诗”类,并说“按《诗•卫风•淇奥篇》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此谓言语之间耳。后人因此演而为诗,故有俳谐体、风人体、诸言体、诸语体、诸意体、字谜体、禽言体。虽含讽喻,实则诙谐,盖皆以文滑稽尔,不足取也。”这段话讲得很清楚:称“俳谐体”,仅仅因为其言语诙谐、“文滑稽”的缘故。为什么不固定为一种呢?原来它不是以形体来分,而是以语言风格来分的,比如徐师曾说的风人体是古风,诸言体、诸语体、诸意体、字谜体、禽言体则是杂体。也就是说,“俳谐体”名之所出,只管语言风格,并没有在律式、字数和句式方面作任何限定。于是俳谐诗约分为幽默诙谐诗、打油诗以及部分杂体诗。
除俳歌辞的存在对文人有所影响外,二是自古以来的诙谐幽默诗歌的存在。像《诗经•齐风•鸡鸣》、陶渊明的《责子诗》都是带有诙谐格调的诗。入唐以后,加上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传播,使文人于儒雅正经之外,也开始尝试以超脱、放达的眼光来看人生。文人在写作雅正风格的诗歌外,有时以游戏笔墨写作幽默或嘲戏的诗作,往往自称这类带有风趣的诗为“戏作”、“嘲某某”;这类游戏之作,有时多用诙谐的语言出之,时不时的也夹用俗语、滑稽语等,后来也就干脆用“俳谐体”来命名。杜甫诗作中,有几十首以“戏”为题的诗,如《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等。杜甫还首标“俳谐体”之名,如《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每首八句,一首为五言古风,一首为五言律诗。那时的俳谐体有五言体,也有七言体,未有五七言间出的形式。杜甫的诗作,在唐代开初一度被人讥刺为非正体,就在于他敢于引俗语入诗。此类俳体在杜甫之前,已有渊源,明王世贞在《艺苑巵言》卷四指出:“谢氏(谢朓)俳之始也,陈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极也。六朝不尽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时代优劣也。” 南朝宋袁淑已有《俳谐文》十卷,中唐韩愈诗《元和圣德诗》中有“寄诗杂诙俳”,此后,李商隐也有一首名为《俳谐》的诗。
对于“俳谐体”,唐人还有过激烈的争论。
引一段议论:
韩愈有“寄诗杂诙俳”语,柳宗元《读韩愈所着毛颖传后题》指出“俳”是韩愈谐谑书写在当时获得的指称:
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
在韩愈当时,裴度《寄李翱书》,张籍《上韩吏部书》传递出韩愈书写引起的争议,而韩愈《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有韩愈的自我答辩,这场双方往来交锋的文学谈辩里,最精釆的莫过于“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与“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裎也。”所交映出对书写本质认知的不同。韩愈称这样的书写是“吾所以为戏”,作为他自我写作的表白。韩愈不认为自己的书写是类俳,近俳,韩愈《答崔立之书》称自己的应试文章才是近乎“俳优者之辞”:
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扭怩而心不宁者数月。
他认为应试文章是违背自己心意,没有自我个性的文章,令自己汗颜,应试文章纯以取悦他人为意才是“俳”,可见唐人对俳的理解显然并非崇高。何以杜甫自名诗作为“俳谐体”? 所谓的“俳谐体”,是杜诗《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诗题上点明其创作心态是戏作,创作动机意在遣闷。如从诗题就“戏作”,“遣闷”分开来看,杜诗中以《遣闷》,《拨闷》,《释闷》,《遣愤》,《遣忧》,《遣兴》,《遣怀》为名者许多,仍是传统诗歌典型,是个人心情的发泄.而杜甫以戏为题的诗,虽然题材多样,仍不脱唐人以戏作赠答交游的作用。何独以此标示为“俳谐体”,从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来看:
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
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
旧识难为态,新知已暗疏。
治生且耕凿,只有不关渠。
西历青羌板,南留白帝城。
于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
瓦卜传神语.畲田费火耕。
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
杜甫的“俳谐体”是为了遣闷的谐谑幽默,亦如《拨闷》诗仇兆鳌注所云:“因心有所闷,以此谑浪以自宽”。而以“俳谐体”命名者,自杜甫以下唐人诗题与诗句中极少见,仅李商隐《俳谐》一首,但此诗呈现的却是一种细腻温婉的诗情:
短顾何由遂,迟光且莫惊。
莺能歌子夜,蝶解舞宫城。
柳讶眉双浅,桃猜粉太轻。
年华有情状,吾岂怯平生。
这是一首惊艳于美女的一现,欲拼命追求的诗。
任半塘《唐戏弄》谓此诗只是一般的抒情诗,是一般戏弄的歌辞,并非俳体,认为俳体必在文字上有所表现。俳体具有怎样的特色呢?似乎正是杜甫将此诗冠以“俳谐体”的理由.从《文心雕龙》谐讔对俳的名义说解,可以提供了解“俳”从以言语调笑侍人,变成文学风格代名所包涵的内容:如“国人造侏儒之歌……内怨为俳。”,“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敝。于是东方枚皋,哺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非俳也。”,“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可见“俳”具有以谐语调笑的本质。“俳”字在唐代的说解,仍不脱谐笑本质,颜师古注《急就篇》释曰:“倡,乐人也;优,戏人也。俳,谓优之亵狎者也。”《旧唐书》王琚传:“谈谐嘲咏,堪与优人比肩。”点出俳之亵狎在于以言语“谈谐嘲咏”,以言语自我嘲谑以悦人。由此来看,杜甫以“俳谐体”名之,是为了诗中以“异俗吁可怪”自谑嘲讽的口吻作解,杜甫并非不知唐人对“俳”字意义的感受,然亦正如柳宗元〈读韩愈所着毛颖传后题〉为韩愈的辩解:
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纵也.……韩子之为文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
杜甫以“俳谐体”的自贬,故意以调笑侍人的俳优谑语自比,和柳宗元在传统书写观笼罩之下,为谐谑的作品寻求创作空间的用意是相同的。
由此可得出“戏”是“俳谐体”的主要风格之一。
打油诗是俳谐体诗的一种,它虽为旧体诗,但却以内容与词语的诙谐、俚俗为主要特征,以俗趣、谐趣取胜。在形式上打破格律的束缚,灵活多样,这类诗歌体裁涵盖诗、词、曲、民歌、民谣。风格上通俗易懂,晓畅明白,有的俚俗粗钱。格律上,有的严守规则,有的除押韵外,不甚遵守一定的规则,形式比较灵活多样。散曲中的俳体更为多见,任半塘在《散曲概论》中指出:“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全部著述之半。”他所列举的俳体有二十五种之多,如独韵体、短柱体、顶真体、连环体、嵌字体、隐括体、回文体、离合体、简梅体、雪花体等(他的分类不科学)。加上嘲戏诙谐风格的曲作,可说是种类繁多。有的虽不标明嘲或戏,但本身却以滑稽语出之,如元人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等,读此类曲,使人往往忍俊不住而笑。再如见于明李开先《词谑》十三的[朝天子•两人夸乖]:
买乖,卖乖,各自有乖名儿在。
使乖乖处最难猜,肯把乖来坏?
乖卖与乖人,忒乖了谁买?
买乖的必定乖,你说道你乖,
我说道我乖,只怕乖乖惹的乖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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