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诗歌介绍

扬之水

隋代诗歌介绍

    隋代总共三十六年，只有文帝杨坚、炀帝杨广两世皇帝。但它在政治历史和文学历史上都是重要的朝代，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南北朝诗歌创作的形式主义思潮，齐、梁的绮丽和梁、陈的宫体，都在隋代回光返照，再度泛滥；而光辉灿烂的盛唐诗歌，也是在隋代开始萌生出新的发展趋势。

　　公元５８１年，杨坚即位称帝，建立隋朝，改年号为“开皇”。开皇九年（５８９年），隋军渡江，俘虏陈后主，消灭南朝，结束了近三百年南北分裂局面，开始了真正一统的隋家王朝。

　　隋初的八年，即开皇元年（５８１年）到八年（５８８年），实际上是南北朝的最后阶段。这期间，南朝陈后主在位七年，在宫廷里搞“狎客”文学，宫体诗泛滥，文风堕落不堪。在北朝，隋文帝下令改革文风，抵制南朝的颓风，一时有所振足；同时，北朝也有了能够抗衡南朝的作家。总起来看，文学发展的趋势是中心逐渐北移。

    南北朝文学历来有交流，也有对抗。但是文学中心长期在南朝，南朝成就高于北朝，因而南朝作家一向轻视北朝文学。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庚信是从南朝梁代宫廷来的。据说，庾信刚来北朝时，北朝作家很轻视他。他拿出自己的作品《枯树赋》给大家看，北朝作家才服了他。那时，他也很欣赏北朝老作家温子升的《韩陵山寺碑》，亲手抄了一本。南朝有人问他：“北方文士何如？”他说：“唯有韩陵一片石（指温碑文）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狗吠，聒耳而已。”在庾信眼里，当时北朝几乎没有可称道的作家。他在北朝生活、创作了二十八年，恰在隋朝开国的开皇元年去世。从前受他称赞的薛道衡、卢思道，入隋时也都四、五十岁了，早已是南北闻名的诗人。卢思道在开皇三年（５８３年）去世。于是，薛道衡独享盛名。开皇四年（５８４年）旧历十一月，薛道衡出使陈朝，进行礼节性访问。他在陈朝过了年，新年正月初七作了一首《人日》诗：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唐朝人听了前二句，嗤笑说：“是底言！谁谓此虏（对北朝人的蔑称）解作诗？”但听了后二句，南朝人就服气了，笑嘻嘻地说：“名下固无虚士！”薛道衡这首小诗清新有致，含蓄不尽，巧妙地运用刚刚过年的时间感觉和北雁春归、春花待发的物候特征，委婉地表现出思归北朝的深切心情。跟陈朝当时泛滥的宫体诗相比较，这首小诗以及这则轶闻，可以反映出隋初有了足以代表北朝抗衡南朝的诗人。当时，北朝诗歌成就正逐渐高过南朝，文学中心确实在向北朝转移。

    隋文帝是一位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开国皇帝。他虽然奉佛崇儒，但改革制度、厉行法治的作风，倒有点象秦始皇。他改革文风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所以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开皇四年，他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北朝名士司马幼之，当时任泗州刺史，向朝廷上表，堆砌词藻，华而不实。隋文帝下令把司马幼之交付司法机关治罪。北周老臣李谔，在隋任治书侍御史，拥护隋文帝改革文风的诏令，上书指出自北魏以来，“崇尚文词，遂成习俗”，而南朝齐、梁文风更为恶劣，“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为害极大；揭发各地执行改革文风诏令很不得力，要求对各地推选的人材严加考核。隋文帝立即把李谔这篇奏书颁发全国。这些雷厉风行的行政措施，虽然取得一时的效果，但并不能铲除北朝多年形成的积习，也还不能推行到当时尚存江南的陈朝。到了开皇九年，陈朝灭亡，江总等大批陈朝文官归隋，受到优容。全国统一，文学中心随着转移到长安。隋文帝为了严正表明改革文风的方针政策，防止陈朝旧官带来旧习，特地惩处了陈后主的主要“狎客”孔范等四人，判为“四罪”，流放边远。这种杀鸡警猴的办法，虽然能使陈朝旧官文人感到威慑，有所顾忌，但还不能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恶习。

    事实上，隋文帝不懂也不爱好文学艺术。他在二儿子杨广（即隋炀帝）住处发现乐器的弦断了，积有灰尘，好象不用已久，便认为杨广不喜欢音乐和歌伎，对他很满意。他常常称赞薛道衡，说薛“作文书，称我意”，可见他只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当个称心的秘书就行了。在晚年，他甚至厌恶文化教育，下令各地停办学校，京城里废除太学，只留下一所国子学，接受正三品以上大官的子女七十二名入学。所以在他的宫廷里，倒没有下流的宫体诗，但也缺乏正常的文艺活动和创作气氛。他的亲近和臣下，对他改革文风的方针，往往当面奉承，背后则另一样。杨广尚未谋得皇太子位时，也曾假正经地批评轻薄不正的文风，以取悦父皇；杨素领会到隋文帝的旨意，就提出废除学校的建议，以迎合圣心；而监察机构则把改革文风当作门面，做做官样文章，以表示尽职。其实，在私下里，他们各有所好，甚至根本违背改革文风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天下虽然一统，政治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但文学却缺少生气，显得寥落。

    在隋文帝统治全国的十六年里，即从开皇九年到仁寿四年（６０４年），文坛上大致有三种流派在活动。一是以薛道衡为代表，主要是一些原北朝诗人作家，受执政大臣高熲、杨素的器重，在朝廷臣僚间开展一点诗赋创作。一是晋王杨广招揽了一百多个学士，主要是柳Ｘ、庾自直、诸葛颍、虞世南等梁、陈旧官文人，名曰帮助杨广学文作诗，实则暗自形成一个宫廷外的宫体诗坛。此外是一个在野的文化学术集团，由后起的大儒王通主持，尊儒复古，讲经著述，广收门徒，独树一帜。他们大多是北朝士族世家子弟，是一些在隋文帝后期崛起的青年学者。他们对当时实际流行的绮丽文风持批评态度，但创作不多，作用不显，却对初唐反对齐、梁余风的斗争很有影响，被奉为先驱。所以这时期的文学创作，其实是前八年既成趋势的曲折延续：一方面是薛道衡等老诗人继续走自己的创作道路，在诗歌形式技巧上有所贡献；另一方面是杨广和他的学士们偷偷搬弄陈后主的“狎客”文学宫体诗，终于导致恶风再起，蔓延至初唐不歇。

    薛道衡（５３９—６０９年）是隋代资历最老、名望最高的诗人。他在北齐已是著名诗人，做了大官，曾参预执政。北周至隋初，他的仕途不大顺利。开皇九年，他受到宰相高熲的赏识，推荐他当吏部侍郎。此后虽有挫折，曾贬官岭南，调离长安，最后还惨遭缢杀。但由于他的文才，文帝欣赏他起草的文书，杨广也一再想招揽他，后来又与杨素成为知己和诗友，因而他实际上是隋代朝廷器重的大手笔，是在朝的主要代表作家，并且受到文坛各派的尊重。据说，他曾对王通说：“吾文章可谓淫溺矣。”王通听了，离席下拜说：“敢贺丈人之知过也。”他握着王通的手，喟叹地吟咏道：“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颓纲。”显然，这故事是王通门徒编造的，借薛道衡的声望来抬高王通。又传说隋炀帝杀害薛道衡的原因是嫉恨他的文才，所以杀他时还说：“看你还能写出‘空梁落燕泥’（薛诗名句，见下文）吗！”这个传说多少反映出杨广一伙也承认薛道衡的文学才能和诗歌技巧很高。这两个不同派别的传说，事实未必确凿，但恰好反映出薛道衡在隋代文坛的地位，也表明他的诗歌达到隋代最高成就。

    北朝诗歌本来比较注重学问，讲究用典故，情韵质直，失于呆板，音律、技巧不如南朝。自从庾信、王褒等南朝诗人来到北朝，北朝诗人在吸取南朝诗歌音律、技巧方面发展较快，南北诗歌逐渐合流。卢思道、薛道衡都是北朝后期代表这一发展趋势的诗人。薛道衡入隋后继续这样的创作道路，也就代表着隋代诗歌的成就。他的诗歌今存二十一首，内容主要写闺怨、边塞、友情，思想性一般，现实性也不强，但在艺术上有所独创，善于用精巧的诗歌语言表现细致的感情活动。除上引《人日》诗外，《昔昔盐》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溪。

采桑秦氏妇，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

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

飞魂惊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牗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它写独守空闺的少妇思春。每四句一节，结构完整，语言绮丽，通篇对仗，一韵到底，形式相当精致，既保持了北朝讲究用典的特色，又具有南朝细于音律、技巧的长处，正体现了南北诗歌艺术合流的发展趋势，大体上具有初唐排律的规模。

    薛道衡对七言歌行的发展和边塞主题的写作，也有所贡献。他的《豫章行》是写思妇对征人的缠绵悱恻的感情的，诗末说“不畏将军成久别，只恐封侯心更移”，点出诗的主题。这首诗和卢思道的《从军行》一样，语言骈丽，巧于用典，都是初唐以前七言歌行的名篇，标志着七言诗体渐趋成熟。他的《出塞》是酬和杨素同题的作品。杨素是隋代名帅，开国功臣，执政大臣，但也能写诗，和薛道衡常有唱和，在文坛上颇有影响。他们在《出塞》中关于北方边塞风光的描写，较有实感，如杨诗“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薛诗“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塞夜哀笳曲，霜天断雁声”。这是南朝诗歌缺乏的，也是隋代诗歌的一点生气。

    隋炀帝是个荒淫无道的皇帝。他一即位，就把他背着隋文帝搞的那套宫体诗、“狎客”活动，公开搬进宫廷。他的亲信学士柳、诸葛颍等，经常在宫中陪他寻欢作乐，与嫔妃连席共榻。柳插科打诨，形同小丑。诸葛颍外号就叫“冶葛”，“冶”即“艳”，讽刺他妖里妖气。炀帝自己在宴会上公然写宫体诗，叫臣下应和。虞世南随从炀帝南游江都，炀帝身边一个捧花的宫女看了虞世南一眼，炀帝发觉后，就叫虞写诗嘲弄她。在炀帝带头下，一时有所收敛的梁、陈旧官的积习重发，宫体诗再度泛滥，文风又趋堕落。隋炀帝继续了陈后主的道路，自己成为亡国之君，给初唐文风也留下极为恶劣的影响。

    隋炀帝时期，随着政治上暴虐败坏，民生凋弊，民怨沸腾，纷纷起义，在民间草野涌现出一些反映人民痛苦、反抗暴虐统治的诗歌作品。其中有人民群众的歌谣，也有无名氏文人之作。隋炀帝三征高丽，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大业七年（６１１年），王薄在今山东邹平的长白山聚众起义，曾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抗拒远征高丽。王歌已佚，但当时人民热情赞扬王薄起义军的《长白山谣》，流传于今。大业十二年（６１６年），炀帝第三次下江都时，流传着一首挽龙船的纤夫所唱的歌谣《挽舟者歌》：

我儿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极其痛苦地唱出了一家老少的悲惨遭遇，反映了炀帝暴政下的人民生活苦难和怨恨情绪。大约与此同时，民间流传着一首无名氏的《送别歌》：

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它以鲜明的暮春恼人景色，兴起春尽而行人无归的不尽怨恨，语言流畅，声调悠扬。它思想上反映着人民对行役繁重的怨恨情绪，艺术上宛然有似唐人绝句。古代有人把它解释为影射讽刺隋炀帝下江都的诗，显然牵强附会。但这首杰出的小诗创自民间，广泛流传，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

    显然，较之隋代统治阶级文人的作品，这首无名氏小诗在思想、艺术上都更为优秀特出。这正说明，从齐、梁以来，统治阶级上层虽然在诗歌形式、技巧上，尤其在五七言近体诗的发展上作出了贡献，但在思想内容上日益远离社会现实生活，软弱、空虚，至于堕落下流，因而使诗歌艺术陷于困境。‘隋文帝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文风改革，违反文学特点和规律，并未触及根本。隋炀帝再掀恶浪，益发不可收拾，波及初唐近百年。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下层，从现实生活的深处，涌现出表现时代脉搏、反映人民情绪的优秀作品，往往代表着文学发展的健康有力的潮流，预示着一种新趋势的萌芽。这首七言绝句《送别诗》的出现，正代表着这样的趋势。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隋亡之后，在唐代建国的最初年代里，文坛依旧充斥齐、梁遗风，而散发出清新气息的王绩和魏征，一个就是隋代在野的大儒王通之弟，另一个则是参加了农民起义的穷道士。他们的好作品的倾向，正与《送别诗》一致，而与陈、隋颓风分道。由此可见，在文学史上，隋代是一个新旧创作思潮开始交替的过渡时期。南北文风虽然合流，而齐、梁以及梁、陈的宫廷文学的影响仍很严重；不及根本的粗暴改革，反而导致变本加厉的恶果；但是文学不会停滞不前，必定会从人民群众中创作出新鲜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学创作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这就是隋代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它所提供的有益经验。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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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

人日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扬之水

一方面是薛道衡等老诗人继续走自己的创作道路，在诗歌形式技巧上有所贡献；另一方面是杨广和他的学士们偷偷搬弄陈后主的“狎客”文学宫体诗，终于导致恶风再起，蔓延至初唐不歇。

扬之水

北朝诗歌本来比较注重学问，讲究用典故，情韵质直，失于呆板，音律、技巧不如南朝。

扬之水

他的诗歌今存二十一首，内容主要写闺怨、边塞、友情，思想性一般，现实性也不强，但在艺术上有所独创，善于用精巧的诗歌语言表现细致的感情活动。

扬之水

杨素诗
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
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
薛道衡诗
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
塞夜哀笳曲，霜天断雁声。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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